经过审慎估算，预备用在支付流民俘虏相关费用的银两，大致在五百万两左右。
给予漕帮东主的报酬，商定约为三百万两。
而投入到武器补给方面的资金，差不多需要八百万两，雇佣车马行、镖局等负责护卫工作的开销，约计二百万两。
如此一番安排之后，余下的约二百万两，大体上是要留作后续进军陕西时使用。
在晋豫地区收拢的流民俘虏，经由股东们共同商议决定，采取由公中出资的方式，按照股份比例进行分配。
至于大兴地区的那批流民，就遵循谁家招揽的便归谁家所有的原则。
这般分配究竟是为何呢？
原因其实颇为简单，许多在京为官之人，尤其是那些家境清贫的官员，手头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财与粮食去招揽流民。
就拿这一百万俘虏来说，按照股份分配下去，平均每一股能够分得一百人。
哪怕是按照一户家庭来计算，只要能分到二十名青壮劳动力，凭借他们的劳力，差不多也能勉强开垦、种植五百亩的土地，这对于各方势力的恢复与发展而言，都有着不小的助力。
往昔那些在钱财上锱铢必较、分毫必争的大股东们，如今可真是财大气粗，腰包鼓起来后，也终于懂得为小股东们多多思量了。
这里头其实还有另一层深意，那便是他们抢先一步，在皇帝之前收揽了京畿地区的大量流民。
要知道，一旦皇帝手头没有流民可用，极有可能致使大片土地抛荒，无人耕种。
毕竟，这世上有句话说得好，惹天惹地，千万别惹皇帝，皇帝既能给你好处，让你飞黄腾达，要是惹恼了他，给你使点绊子、降点灾祸，那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儿。
就拿眼下的情况来说，按照皇帝所占的股数，理应分配到十一万俘虏，其中青壮劳力便有两万多人。
有了这些人力，怎么着也能开垦、种植出五十万亩的田地来，是吧？
大家心里都有数，只要皇帝能得到这份应有的“红利”，总不至于跟他们撕破脸皮，双方还能维持表面的和气。
再说朱有建这边，他又怎会在这些事儿上斤斤计较呢？
且看徐州那边，如今聚集着三四十万的人口，再加上北直隶地区那些即将被剔除军队编制的兵员，零零总总加起来得有五十万人之多。
朱有建早有打算，这些人将来可都是要成为佃户的，他还准备给他们每人分配一块自留地，无论如何，都不会让这些人饿死，要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让他们安心为大明的复兴出一份力。
再者，谈及钱财一事，山东那三位藩王，再加上诸多郡王，以及当地的地主富户、官员士绅们积攒的财富，眼下基本上都落入了流寇之手。
粗略估算下来，这笔财富怎么也得有五千万两白银之巨。
朱有建心里头其实很想把这些钱一股脑儿都装进自己腰包，毕竟大明的工业发展正眼巴巴地指望着这笔资金注入，重建大明海军舰队更是离不开这笔雄厚的财力支持。
哪怕局势恶化到京城都守不住的地步，退而求其次，跑到青岛去搞建设，同样需要大笔的钱财作为支撑。
虽说朱有建有这样的念头，可他也清楚，孔府的钱财估计是得还回去。
那衍圣公家族，向来有着极为敏锐的警觉性，一家老小未雨绸缪，早早地直接逃进了登州府，凭借这一明智之举，成功躲过了流寇的屠戮。
至于外界传言所谓孔府珍贵典籍被烧毁一事，这不过是东昌官府的一厢情愿罢了。
人家孔胤植精明着呢，连沉重的石碑都扛走了，除了那些带不走的房屋建筑物、田地以及大件家具，其他但凡能搬得动的东西，一样都没有落下。
而且，从头到尾，他们压根儿就没考虑过要不要通知官府和藩王一声，只顾闷头自保。
他们选定的迁移路线，与流寇奔赴徐州的路径大部分重合，为求稳妥，选择了进入莱州府的最短路径。
进入莱州府后，他们马不停蹄，连停留都不敢，直接朝着威海的分家奔去。
当流寇一路打到青州时，孔家早已安然抵达威海，在这些年躲避流寇与鞑子的频繁侵扰中，他们早就跑出经验来了。
在孔家人看来，如果连登州府都无法保证安全，那还不如直接就投降算了，反正只要对手不是流寇，向谁都可以递上降表。
就事论事而言，评判孔家世修降表这件事的是非对错，确实不太容易。
毕竟，孔家递降表向来只认皇帝，有着他们自己的一套准则。就
拿李自成来说，倘若他未曾建立政权、正式称帝，即便孔家一路南逃，也断不会轻易向其投降。
再看多尔衮入关之后，孔家递上降表，名义上可是冲着顺治皇帝去的，反正他们秉持的原则就是只认正统皇帝，不认割据一方的首领。
这事儿追根溯源，主要还是在宋朝那会儿闹出来的乱子。
当时，衍圣公选择跟随南宋朝廷南下，可孔府作为庞大的家族根基，实在难以整体搬走，于是干脆就投降了金国，这么一来，就出现了南北两个衍圣公并存的奇特局面。
后来蒙元灭掉金国，孔府见大势已去，也就认命了，心里寻思着：降谁不是降呢？
历经朱元璋建立大明的风云变幻之后，孔府反倒巧妙地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他们宣扬道：
华夏为何在崖山那场惨烈的大战之后依然能够延续不绝？
根源就在于有孔府的存在。
瞧瞧，大元即便武力强盛又能怎样？
最终还不是得老老实实地学习汉文化，遵循儒家的治国方略。
紧接着，他们还炮制出一套理论，宣称：
“王中原者正统也”。
这一理论把历史脉络硬生生地扯回到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不久，北魏就分裂了，而后杨坚才有机会横空出世，复兴我大汉民族。
按照孔府的这套说辞，汉族文明得以延续，那可全都是他们孔家的功劳。
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简单、片面吗？
事实上，华夏文明的传承是无数华夏儿女用鲜血、汗水与智慧共同铸就的，绝非孔家一家之功。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个阶层、各个民族都为文化的延续付出了努力，而孔家在某些关键时刻的抉择，也引发过诸多争议，其所谓的“功劳”，亦当全面、客观地审视。
遥想当年，永乐大帝雄才大略，曾一度动了将山东纳入北直隶版图的念头。
那时候，他满心期许能够进一步拓展京畿之地，强化统治根基。
可谁能料到，关键之时，衍圣公站了出来，凭借着孔家在儒林的赫赫威望以及盘根错节的影响力，明确表示不赞同此举。
永乐大帝权衡再三，无奈之下，也只能就此作罢。
就因为这一插曲，使得北直隶的规模始终没能超过南直隶。
没办法，这些儒家读书人，那可是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哪怕贵为帝王，你固然有胆量诛杀方孝孺这般硬骨头，可要是真惹恼了全天下的读书人，那后续引发的舆论风暴、统治危机，任谁也吃不消。
再看当下，朱有建倘若真有魄力，把青岛经营成新都，还当真有可能顺势将山东变为直隶之地。
试想一下，连首都都迁移过来了，于情于理，这里都没有不成为直隶的理由。真到了那个时候，天下便会出现北直隶、南直隶、中直隶三足鼎立的格局。
将这三处直隶统一称作京州，听起来是不是也挺顺理成章，没什么毛病吧？
如此布局，既能彰显大明对疆土管控的新格局，或许还能为王朝复兴开辟一条新路，只是这其中的变数与挑战，同样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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