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沉下来，议事厅的灯还亮着。我合上《敌情志》，把炭笔放在一边。账房已经走了，桌上留着那叠反馈单，最上面一张写着“试吃装漏发”。这件事不大，但让我睡不踏实。
李商人推门进来时，手里拿着一卷布条。他没坐下，先说：“南洋那边来信，海关查得紧了，说是最近有几批货出了问题，他们开始盯农产品。”
我点点头，请他坐。他又补充一句：“我们还没受影响，可谁知道下一批是不是运气好。”
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市场刚打开，任何一次扣货都可能让客户动摇。我起身走到墙边，把地图挂正，然后在桌上摆出五个小木牌，分别写上“市场”“政策”“汇率”“物流”“文化”。
“今天我们不谈销量，也不谈新品。”我说，“我们来想一想，哪些事一旦发生，会让我们撑不住。”
李商人皱眉。“现在势头不错，何必想这些？”
“正因为势头好，才要停下来看一眼。”我说，“风大的时候，船最容易翻。”
他没再说话，低头看着那几个字。
我拿起“市场”牌。“东瀛粮坊在降价，南洋香行跟着学包装，下一步呢？他们会不会联手压价？如果我们不还手，客户被抢走；如果我们跟降，成本扛不住。这是第一个风险。”
李商人点头。“我也想过。但他们资金有限，撑不了太久。”
“可万一有人背后撑腰呢？”我说，“比如当地商会，或者官府的人？我们不知道的事，才是最危险的。”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那得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底。”
“我已经让外线伙计去打听合作商户的背景。”我说，“不只是名字，要看谁在背后出钱，谁在安排渠道。”
我又拿起“政策”牌。“南洋这次查货，不是偶然。我们得知道他们到底在防什么。是真有问题，还是借机收好处？如果是前者，我们要改流程；如果是后者，就得提前打点，不能等货卡在路上才着急。”
李商人说：“账房有个亲戚在码头做事，能递个话，但不能常走这条路。”
“不用常走。”我说，“只要消息灵通就行。从明天起，设一个‘政策观察员’，专门盯着各国农产新规。每十天报一次，有变动立刻通知。”
他想了想，说：“这人得识字，还得懂点文书。”
“账房可以兼着。”我说，“工资多加一成，责任也重。”
接着是“汇率”。我写下两个数字，是我们和南洋结算用的货币过去三个月的差价。“涨跌五分之内，我们能扛。要是突然掉十分，卖得越多，亏得越狠。”
李商人说：“我们能不能换币种结？用本地常用的银券？”
“可以谈。”我说，“但我更想设一条线。系统里加个提醒，只要波动超过五分，自动锁单三天，重新算价。这期间不接新订单。”
他点头。“稳妥些好。”
“物流”这块最难控。我问：“如果季风来了，船不能走，我们的货怎么办？”
“只能等。”他说，“可客户不会等。”
“所以我们得有备用船。”我说，“不止一家，三家。平时用哪家看价格，紧急时看谁还能走。我已经让伙计去谈协议，签死一条——只要我们发消息，三天内必须启航。”
李商人有些犹豫。“多签几家，费用就高了。”
“钱花在这儿，比货烂在码头划算。”我说，“而且，别只看运费。要看谁能按时到。”
他不再反对。
最后是“文化”。我提起“节气饮食展”的事。“春分推青团，端午送米粽，听着挺好。可要是哪天我们送的东西，正好是人家忌讳的日子，怎么办？”
李商人愣住。“这倒没想过。”
“去年北镇香囊的事还记得吗？”我说，“我们觉得是祝福，人家当成驱邪，差点闹起来。这次办展览，影响更大，一句话说错，可能整条线都停了。”
他认真起来。“那得找懂的人看看内容。”
“不仅要懂，还要签字担责。”我说，“每场活动前，让本地掌柜过目文案，画押确认没问题。出了事，一起担。”
屋里安静了一阵。
李商人看着桌上的牌子，说：“你这一圈想下来，处处都是坑。”
“不是我想得多。”我说，“是生意做到这一步，不能再靠运气了。”
我翻开一本新册子，封面空白。我提笔写上三个字：风控录。
第一页，我列出五项风险，每项后面标出等级。市场和政策是“高”，汇率和物流是“中”，文化是“低但致命”。
“高风险的，马上动。”我说，“政策观察员今天定人；船运协议三天内签完；汇率预警下周上线。”
李商人问：“那低概率的呢？比如打仗、疫病、官府直接封店？”
“这些不能赌。”我说，“我们设一支‘危机基金’，每月从利润里抽三成，存进单独账目。不动它，除非出大事。”
“赔钱也要赔？”
“赔钱才能保命。”我说，“真出了食品安全的事，哪怕不是我们的错，也得先赔客户。不然名声坏了，十年都翻不了身。”
他缓缓点头。“你说得对。”
“还有。”我拿出一张纸，“做一本《应急手册》。谁发现异常，第一步报给谁；消息怎么传，东西怎么留，话怎么说，全写清楚。打印出来，每人一份，背不下来不准上岗。”
李商人笑了下。“你还真当打仗了。”
“本来就是打仗。”我说，“只是别人看不见刀。”
我们继续一项项过细节。说到物流时，他提醒：“有一条航线绕岛走，快两天，但风浪大，一般没人选。”
“记下来。”我说，“作为备用。让船家检查加固，我们出额外护航费。”
又谈到客户数据，我说：“以后所有异常都要记录。漏发、错发、投诉、沉默客户——凡是不对劲的，单独归档。每个月看一遍，找规律。”
他忽然说：“其实我最怕的不是这些。”
我看他。
“我怕的是，有一天我们变得和那些人一样。”他说，“为了活下来，也开始压价、造假、走关系。忘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我没立刻答。
我想起第一次卖灵泉水稻时，邻居林婶捧着米饭说“这米有魂”；想起顾承安踮脚看烘干架转动，眼睛亮亮的；想起顾雅柔把七彩玫瑰花瓣夹在书里，说要送给王大人。
我说：“只要我们还看得见种地的人，就不会变。”
李商人低头，手指摩挲着桌角一块旧痕。
我把风控录合上，递给他。“你来监督执行。每一项进度，月底报我。有问题随时叫停，不用等我点头。”
他接过本子，没再说话。
我站起身，把墙上的地图重新钉牢。外面风大了些，吹得窗纸轻响。议事厅的灯晃了一下，又稳住。
李商人翻开风控录，在第一页写下第一行：
“四月十七，政策观察员由账房老陈兼任，明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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