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清晨五点的海腥味像浸透盐水的粗麻布，裹着潮气往人鼻腔里钻。娘蹲在码头上数塑料筐里的八带，触须上的吸盘还在啪嗒啪嗒吸着筐壁，墨汁在浅水里洇开，像谁泼翻了一砚台陈年宿墨。
老九的木船刚靠岸，桐油味混着鱼腥气在晨雾里飘，他甩着湿漉漉的裤管跳下来，古铜色的脊背映着天边未灭的星子，像块被海浪打磨了千百遍的礁石。
“娘，今儿有好货！” 老九扯着嗓子喊，声音里还带着海风声。他弯腰搬起一筐鲅鱼，银蓝色的鱼鳞在晨光里一闪一闪，像撒了把碎银子。
我赶紧把大金鹿自行车推过去，后货架上早绑好了粗麻绳。娘踮着脚往老九怀里塞保温桶，桶里是刚熬好的小米粥，热气透过不锈钢壁冒出来，在冷空气中凝成白雾。
“带上，海上风影，暖暖胃。” 她的手指蹭过儿子被海水泡得发白的手背，指甲缝里还留着昨天择海菜的绿渍。
码头上渐渐热闹起来，卖早餐的三轮车叮铃铃响，油条在油锅里翻滚的滋滋声，混着渔民们粗哑的吆喝。
娘掀开盖鱼的湿棉被，凉气裹着海水的咸腥扑面而来。“这刀鱼多新鲜，你看这眼睛，锃亮！” 她捏起一条，银白的鱼身在手里晃悠，尾鳍上的水珠滴在青石板上，砸出一个个深色的圆点。
买鱼的大妈扒拉着筐里的虾，指尖碰到虾壳时发出清脆的咔嚓声，娘赶紧递过塑料袋，“大婶，这是刚捞的对虾，回家白灼最鲜。”
日头升到中天时，市场里的喧嚣像煮开的海水。娘的摊位在拐角，遮阳伞下摆着几个泡沫箱，冰块上躺着各色海鲜。她用毛巾擦着额角的汗，汗珠滴在面前的秤盘上，很快就被晒干了。
旁边摊位的老王头递过半个西瓜，“他婶，歇会儿吧，看你嘴唇都干裂了。” 娘摆摆手，拿起个胶州小饼啃起来，饼是凉的，带着面碱的微涩，她小口小口地嚼着，眼睛却盯着来往的行人，像守着巢的鸟。
午后的阳光把石板路晒得发烫，海腥味被烤得更浓了。娘开始处理干货，竹匾里摊着晒干的墨鱼，触手蜷曲着，像深褐色的花朵。
她戴着老花镜，用指甲刮去墨鱼身上的细鳞，沙沙的声音像春蚕吃叶。“这墨鱼干要晒足三天，煲汤最香。” 她喃喃自语，手指划过墨鱼透明的骨板，那骨板薄如蝉翼，在阳光下泛着珍珠母的光泽。
旁边的竹筛里是扒皮鱼干，鱼皮被剥得干干净净，露出雪白的鱼肉，像被海水洗白的卵石。
傍晚收摊时，夕阳把海面染成金红色。娘坐在小马扎上数钱，皱巴巴的票子被海水和汗水浸得发潮，散着一股咸咸的味道。
她把十块的、五块的分开放，硬币用手绢包好，塞进贴身的口袋。“今儿卖了三百二，” 她抬起头，眼角的皱纹里嵌着夕阳的光，“再攒半年，说不定就能给老九付个首付了。” 海风吹起她鬓角的白发，像飘在浪花上的海草。
回家的路上，大金鹿自行车后货架上驮着空筐，在石板路上颠簸作响。
娘坐在后座上，手里攥着个油纸包，里面是给我买的糖火烧。“快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 她的声音被海风吹得有些散，我咬了一口，糖汁在嘴里化开，甜得发腻，却抵不过心里那股酸酸的滋味。
远处的灯塔亮了，像一颗落在海上的星星，娘望着那光，轻声说：“老九要是住在楼房里，晚上就能看见这灯了吧。”
夜深了，娘还在灯下挑拣海米。竹筛在她手里轻轻晃动，金黄色的海米像细小的金子，在灯光下闪烁。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海腥味，混着煤油灯的烟味。
她的手指被海水泡得有些变形，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盐渍，却依然灵活地挑出杂质。“这海米要挑最肥的，” 她把一颗饱满的海米举到灯前，“老九爱吃我做的海米冬瓜汤，等他买了楼房，我就天天给他做。”
窗外的海浪声一阵高过一阵，像谁在不停地叹息。娘把挑好的海米装进玻璃瓶，瓶塞拧紧时发出 “啵” 的一声。
她把瓶子放在窗台上，月光透过玻璃，把海米照得透亮。“再攒些日子，” 她对着瓶子喃喃自语，“等凑够了钱，老九就能在城里扎根了。” 海风从窗缝里钻进来，吹动桌上的记账本，纸页哗啦哗啦响，像海浪在唱歌。
这三年，娘的日子就像这海上的潮汐，周而复始。清晨去码头接货，白天在市场叫卖，晚上回家处理干货。
她的手背上爬满了老年斑，像晒在礁石上的贝壳，指关节因为常年泡水而肿大，却依然能稳稳地提起几十斤重的鱼筐。
市场里的人都知道，那个卖海鲜的老太太，从不舍得给自己买一口鲜鱼，午饭永远是干啃胶州小饼，心里却装着一片海，那海里有她儿子未来的楼房，有她盼了一辈子的城市生活。
有次下大雨，娘披着塑料布在市场里守摊，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滴在面前的鲅鱼上。
我让她回家躲躲，她却摆摆手，“下雨天海鲜好卖，价格也高。” 雨水打在遮阳伞上啪啪作响，她从怀里掏出个干饼，就着雨水啃起来，饼渣掉在湿漉漉的围裙上。
“等老九买了楼房，” 她抹了把脸上的水，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我就不用遭这罪了。”
深秋的海风吹得人骨头疼，娘的关节炎又犯了，走路一瘸一拐的。她却依然每天按时去码头，只是搬筐时显得有些吃力。
老九让她别干了，她却瞪着眼说：“你不买楼房了？” 老九低下头，喉咙里像堵了块海蛎子壳。娘蹲在地上分拣螃蟹，手指碰到蟹壳时忍不住哆嗦了一下，却还是强撑着把肥美的母蟹挑出来，“这个贵，留着卖个好价钱。”
冬天来了，海面上结了薄冰。娘裹着厚厚的棉袄，在市场里跺着脚取暖。她的鼻子被冻得通红，呼出的白气在眼前缭绕。
有人问她：“大妈，这么冷还出来？” 她搓着手笑，“攒钱呢，给儿子买楼房。” 话音未落，一阵狂风刮过，遮阳伞差点被吹跑，她赶紧扑上去按住，棉袄袖子蹭到冰鲜箱，立刻结了层白霜。
这三年，娘的背越来越驼，像张被海风刮弯的帆。可每次数钱的时候，她的眼睛就会亮起来，像看到了海上的日出。
她把攒下的钱装在一个旧铁盒里，藏在床底下，每天睡前都要摸一摸。铁盒上刻着模糊的花纹，是很多年前爹送她的嫁妆。“再攒两年，” 她摸着铁盒说，“就能凑够全款了。”那个时候楼房才750元一平方的小产权房。
终于有一天，老九拿着存折回来了，眼里闪着光。“娘，够了，全款够了！” 娘接过存折，手指在数字上摩挲着，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
那眼泪掉在存折上，晕开一个个深色的圆点，像极了当年在码头上滴落的水珠。“真的够了？” 她抬起头，脸上的皱纹笑成了一朵菊花，“那咱明天就去城里看房？”
第二天一早，娘特意换上了新做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站在码头边，望着远处的海面，海风吹起她的衣角，像一面小小的旗帜。
“老九，” 她忽然说，“等住了楼房，你得常带我回来看看海。” 老九点点头，喉咙里有些哽咽。
娘弯下腰，捡起脚边一块光滑的鹅卵石，放在手心里焐着，那石头上还带着海水的凉意，像她这三年来攒下的每一分钱，都浸着海风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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