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充字仲任， 出生于公元27年（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年），逝世于公元97年（东汉和帝永元年间）。
王充的祖籍在魏郡元城，也就是如今的河北大名，他的先祖王贺是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的祖父，当年王家在朝堂上封侯拜将，权倾一时，算得上是东汉顶级的门阀世家。
可世事无常，新莽政权一倒，王家因为政治牵连，丢了爵位，没了封地，只能背井离乡，迁到会稽阳亭，家道彻底中落了。可祸不单行，祖父王汛性子“好勇任气”，在当地结了仇，没办法，只能又搬到钱塘县经商避祸；到了父亲王诵这一辈，再迁到上虞。
王充出生的时候，王家早已是“贫无一亩庇身，贱无斗石之秩”，日子过得窘迫不说，还因为祖辈的恶名，被乡里人戳脊梁骨，讥讽他们“宗祖无淑懿之基”。
王充自幼喜欢读书，六岁开始习字，八岁进了书馆，百十来个学童里，就数他最省心，先生称赞他说“唯充无过”。
十岁的时候，王充已经能读懂《论语》《尚书》，一天能背诵上千字，乡里人提起他，都夸他“恭厚仁孝”，是个难得的好孩子。十八岁那年，他揣着仅有的盘缠，背着书箱，一路辗转到了洛阳太学求学。
在太学，他师从着名史学家班彪，因为穷，买不起书，他就天天跑到洛阳的市肆里，趁着老板不注意，“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就这么着，从诸子百家到历史典籍，凡是市面上能见到的书，他几乎都读遍了，渐渐练就了“博通众流”的学问。在洛阳期间，他还和班固、贾逵这些当时的顶尖学者交游论道。
中国的读书人，大多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王充也不例外。离开太学后，他回到家乡，先后做了会稽郡功曹、扬州从事这些地方小官。因为不能逢迎上司，最后只能“数谏争不合”，被迫辞官。
仕途的不顺，让王充看透了东汉官场的黑暗，也明白了门阀制度的腐朽。他曾在《论衡》里感叹：“操行有常贤，仕宦无常遇。”意思是，一个人的品德和才能是固定的，但能不能在官场上得志，全看时运。这是他对现实的吐槽，不是自己不够好，而是这个时代不给寒门子弟机会。
中年罢官后，王充把全部精力用在着书立说上。他先后写了《讥俗节义》，专门批判当时社会上的陋习；写了《政务》，探讨治国理政的道理；还写了《养性》，讲养生保命的方法。可惜的是，这些书大多没能保留下来，只有《论衡》这一部，完整地流传到了今天，成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的巅峰之作。
《论衡》全书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字字都是王充的心血。在当时，谶纬神学特别盛行，统治阶级用“君权神授”“天人感应”这套东西愚弄百姓，说帝王是上天派来的，自然灾害是上天的惩罚。王充反驳了这些说法，他在《论衡》里提出“元气自然论”，说世界的本源是“元气”，万物都是由元气自然生成的，根本没有什么“造物主”。他还直截了当地说：“人死血脉竭，何用为鬼？”否定了鬼神的存在，打破了“灵魂不灭”的迷信。这些话在当时，简直就是石破天惊，像一阵清风，吹散了神学的迷雾。
更难得的是，他连儒家的权威也敢挑战。在《问孔》《刺孟》这些篇章里，他拿着孔子、孟子的言论，一一推敲，指出其中的矛盾之处。他不是要否定儒家思想，而是反对把儒家经典神化，主张“学贵不泥古”，读书不能盲从，要用心去思考。这种“非圣无法”的勇气，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简直是凤毛麟角。
后世对他的评价，也两极分化。南朝的范晔特别推崇他，说“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不能过也”；可清代有些学者，却因为他敢质疑孔孟，骂他“离经叛道”。其实，这种争议恰恰说明《论衡》的价值——它没有被时代的偏见裹挟，始终坚守着理性的立场。到了近现代，胡适、冯友兰这些大家，都把他当成“汉代科学精神的代表”。
大约在公元97年，王充在故乡上虞病逝，被葬在了如今绍兴章镇的乌石山上。现在，这座古墓已经是浙江省的文物保护单位，静静地矗立在群山之中，看着岁月流转，也守护着这位思想家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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