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中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与孔子并称“孔孟”，被后世尊为“亚圣”。
孟子的先祖是春秋时期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孙氏，至孟子父辈时，已沦为普通士族，迁居邹国，孟子尚在襁褓之中时，父亲孟激便因病离世，抚养幼子的重担，全落在了母亲仉氏肩上。
最初，孟子住在邹国城北的墓地附近。墓地旁常有送葬队伍往来，哭声、挽歌不绝于耳。孩童天性好模仿，孟子便与邻里小儿聚在一处，“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模仿送葬者的哭号、抬棺者的步伐，甚至用泥土堆砌坟墓，玩起“丧葬游戏”。一日，孟母路过孩童嬉戏之地，见儿子弯腰模仿大人叩拜哭丧，“此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孟母当机立断，决定搬迁。
这次搬到了邹国城内的集市旁。孟子每日穿梭于集市之间，耳濡目染下，又开始模仿商人的模样：手持木棍当作算盘，与同伴扮演“买主”“卖主”，高声吆喝“布匹便宜卖”“粮食新鲜”，甚至学着商人斤斤计较的神态，为一文钱的“交易”争执不休。
“此亦非吾所以居处子也。”孟母再次带着孟子搬家。这一次，她将家搬到了邹国城南的学宫附近。学宫是当时传播知识、教授礼仪的场所，每日清晨，学子们身着儒衫，手持简牍，列队进入学宫；课间休息时，学子们或在庭院中练习揖让进退之礼，或围坐讨论《诗》《书》中的义理。孟子站在学宫墙外，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一切，学着学子的模样，整理衣裳，拱手作揖，口中念念有词，背诵着听到的诗句。
孟母远远望见，终于露出欣慰的笑容：“此真可以居吾子矣。”此事在《列女传·母仪传》中明确记载：“孟子生有淑质，幼被慈母三迁之教。”《三字经》中“昔孟母，择邻处”的名句，更让这段故事流传千古。
迁居学宫旁后，孟子便进入学宫求学，起初兴致盎然，每日早出晚归，诵读《诗》《书》，研习礼仪。可是孩童天性贪玩儿，难免有感到厌倦之时。一日，孟子中途逃学归家，恰遇孟母正在家中织布。
见孟子提前归家，孟母并未动怒，只是放下手中的梭子，转身从墙角拿起一把剪刀，朝着织布机上正在编织的布匹剪去。“咔嚓”一声，经纬交错的丝线断裂，即将织成的布匹瞬间散落，成为一堆无用的乱丝。孟子见状大惊，扑上前拉住母亲的手，问道：“母为何断此布也？此布即将织成，剪断岂不可惜！”
孟母手持剪刀，神色凝重地对孟子说：“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她指着散落的丝线，缓缓道：“夫布，始于缕，成于织，累寸积尺，方得成匹，可用以制衣、易物。今吾断之，前功尽弃，数月辛劳皆为徒劳。汝求学亦然：君子学以立名，问以广知，勤学不息，方能成圣贤之材，居则安宁，动则远害。若今日辍学，半途而废，与吾断此布何异？终将沦为市井庸人，不免于厮役之苦，又何以实现胸中抱负？”
孟子心中羞愧不已。他明白了求学之路如织布，需持之以恒，若中途放弃，此前所学皆会付诸东流。自此，孟子“旦夕勤学不息”，再也不敢有丝毫懈怠。他每日天未亮便起身诵读，深夜仍在灯下钻研典籍，遇有不解之处，便主动向学宫先生请教，学问日渐精进。《韩诗外传》中详细记载了这一典故，而“断机教子”也成为中国历史上母亲教育儿子的典范。
后来，孔子之孙子思在鲁国开设私学，传承孔子儒学，声名远播。孟子离开邹国，前往鲁国，拜入子思门下（一说为子思弟子之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受业子思之门人”），系统研习儒家典籍。
在子思的教导下，孟子深入研读《诗》《书》《礼》《乐》等典籍，学识有了进一步提高。在鲁国求学期间，孟子还曾游历孔子故里曲阜，拜谒孔子庙堂。孟子心中涌起强烈的使命感，孔子终其一生未能实现“克己复礼”的理想，而他，要继承孔子的衣钵，将“仁”的思想发扬光大。
学成之后，孟子回到邹国，开始招收弟子，传播儒学。
战国中期（约公元前320年前后），孟子已过不惑之年。此时的天下，诸侯争霸进入白热化阶段：魏国经“马陵之战”惨败后国力大衰，齐国在齐威王、齐宣王统治下日益强盛，秦国推行商鞅变法后崛起西陲，楚国则据有江南之地虎视中原。
然而孟子深知，战国乱世，百姓流离失所，“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下》），唯有推行“仁政”，才能从根本上终结战乱。怀着“平治天下”的理想，孟子告别故乡，率领公孙丑、万章等数十位弟子，踏上了周游列国的征程。他的足迹遍布梁、齐、宋、滕、薛等国，足足游历了二十余年。
孟子周游的第一站，是梁国（即魏国，因都城迁至大梁而改称梁）。当时在位的梁惠王（魏惠王），已是一位年过七旬的老者。他即位之初，魏国曾是中原霸主，然历经桂陵之战、马陵之战两次惨败，不仅失去了大片土地，更损兵折将，国力一落千丈。梁惠王心中充满焦虑与不甘，急于寻求强国之策，听闻孟子这位“孔门传人”到来，便迫不及待地召见了他。
此次会面，《孟子·梁惠王上》有详细记载。梁惠王见孟子入殿，便起身相迎，开口便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在这位饱经战乱的君主眼中，“利”是富国强兵的关键——土地之利、兵力之利、财富之利，唯有获得实实在在的“利”，才能抵御强敌，重振魏国雄风。
面对梁惠王的“利”之问，孟子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他上前一步，拱手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紧接着，他展开了一番振聋发聩的论述：“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的意思是，若君主开口便谈“利”，大夫、士人、百姓便会纷纷效仿，人人皆以逐利为目标，最终必然导致“上下交争利”，国家陷入混乱——诸侯为争夺土地而战，大夫为争夺权力而弑君，百姓为争夺财富而争斗。相反，若君主以“仁义”为本，关爱百姓，百姓自然会感念君主的恩德，拥戴君主；大夫以“仁义”为准则，自然会忠诚于君主，辅佐国家。“仁义”看似无形，却能凝聚人心，这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当年，我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时，真的被深深震撼到了，两千多年前的人把如何治理国家看的多么透彻，一个国家，只有以民为本，尽量让自己的民众不必为自身的生存劳碌，才能激发他们心中的仁义，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过分强调利益，就会上行下效，人人以逐利为根本目的，社会风气如何，可想而知了！
梁惠王听后，沉默良久。他并非不认同孟子的道理，只是魏国此时面临的是生存危机，西边被秦国侵占河西之地，东边被齐国击败，南边受楚国威胁，若不尽快“获利”强兵，随时可能被邻国吞并。孟子的“仁义”之道，如同文火煲汤，需长期滋养方能见效，而他需要的是“猛药治病”，快速提升国力。因此，尽管梁惠王对孟子以礼相待，却始终未采纳其“仁政”主张。
此后，孟子在梁国停留期间，多次与梁惠王论政。一次，梁惠王带着孟子来到梁国的皇家园林“梁囿”，感慨道：“贤者亦乐此乎？”孟子趁机劝谏：“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他以商纣王的“鹿台”与周文王的“灵囿”对比，指出君主的快乐应建立在百姓的快乐之上，若百姓安居乐业，君主游览园林，百姓会一同欢乐；若百姓困苦不堪，君主独自享乐，便是“独乐”，终会失去民心。
不久后，梁惠王去世，其子梁襄王即位。孟子拜见梁襄王后，对弟子感叹：“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他认为梁襄王缺乏君主的气度与远见，更不可能推行“仁政”。于是，孟子离开梁国，前往齐国。
当时的齐国，在齐宣王统治下，国力强盛，都城临淄是战国时期的文化中心，稷下学宫汇集了天下贤才，荀子、邹衍等名士皆曾在此讲学。齐宣王虽不如齐威王雄才大略，却也有“喜文学游说之士”的雅量，听闻孟子到来，便派人将他迎入临淄，尊为“客卿”，给予优厚待遇。
一日，齐宣王召见孟子，问了一个与梁惠王相似却更具体的问题：“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齐桓公、晋文公是春秋时期的“霸主”，通过“尊王攘夷”、武力征伐确立霸权，是战国诸侯效仿的榜样。
孟子答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他明确表示，孔子的弟子从不谈论齐桓公、晋文公的“霸道”事迹，若非要谈，不如谈谈“王道”，以“仁政”统一天下的道理。
齐宣王好奇地问：“德何如，则可以王矣？”孟子答道：“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保民”，即关爱百姓，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便是“王道”的核心。齐宣王又问：“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可。”
齐宣王不解，问：“何由知吾可也？”孟子便讲述了一件齐宣王的往事：“臣闻之胡龁曰，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
这件事是齐宣王的亲身经历：一次，有人牵着一头牛经过朝堂，准备用牛的血祭祀新铸成的钟（衅钟）。齐宣王见牛吓得浑身发抖，心生怜悯，说：“放了它吧，我不忍心看它毫无罪过却要死去。”下人问是否要废除衅钟之礼，齐宣王说：“怎么能废除呢？用羊代替牛吧。”
孟子指出齐宣王对牛的怜悯，便是“恻隐之心”，而“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君主既然有“仁心”，若能将这份“仁心”推及百姓，便是“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他进一步为齐宣王描绘了“仁政”的具体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这番论述，将抽象的“仁政”理念转化为具体的民生措施，让百姓有土地耕种、有衣物御寒、有食物果腹，再通过教育教化百姓，使老有所养、幼有所教。齐宣王听后，不禁感叹：“善哉言乎！”他被孟子描绘的理想图景打动，却没有推行“仁政”，对他而言，“霸道”带来的领土扩张、霸权地位，远比“王道”的长远效益更具吸引力。
齐宣王虽未采纳孟子的“仁政”主张，却对他的学识与辩才十分欣赏，曾多次与孟子探讨治国之道，甚至询问孟子“卿”的职责与地位。一次，齐宣王问：“卿不同乎？”孟子答道：“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他解释说，贵戚之卿是君主的宗族亲戚，若君主有大过，便要反复劝谏，若君主不听，甚至可以“易位”；而异姓之卿，若君主有过劝谏不听，便可以离开。
齐宣王听到“易位”二字，脸上“勃然变乎色”。孟子却毫不畏惧，进一步阐明：“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他认为，君臣关系是相互的，君主若不尊重臣子、不采纳正确的建议，臣子便有权利选择离开。
在齐国期间，孟子还曾与稷下学宫的学者展开论辩。当时，淳于髡以“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质问孟子：“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答：“礼也。”淳于髡又问：“嫂溺，则援之以手乎？”孟子坦然答道：“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孟子·离娄上》）他认为，礼仪是为人处世的准则，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懂得变通，以挽救生命为首要原则。这番“权变”之论，展现了孟子思想的灵活性，也让他在稷下学宫中赢得了尊重。
孟子在齐国停留数年，始终未能说服齐宣王推行“仁政”，这时一件事的发生，让他彻底下定决心离开。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内乱，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引发太子平与子之的混战，百姓流离失所。齐宣王趁机派兵攻打燕国，很快攻占燕国都城。
孟子得知后，立即劝谏齐宣王：“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孟子·梁惠王下》）他认为，齐国攻打燕国，应以“救民于水火”为目的，安抚燕民，恢复秩序，而非掠夺土地与财富。若齐宣王能推行“仁政”，善待燕民，燕民便会拥戴齐国，甚至主动归附；若贪图私利，必然引发燕民反抗。
然而，齐宣王不仅没有采纳孟子的建议，反而在燕国大肆掠夺，杀戮百姓。结果正如孟子所料，燕民纷纷起来反抗，其他诸侯国也趁机出兵干涉，齐国被迫从燕国撤军，以失败告终。
看着自己的主张被弃之不顾，看着齐国在霸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孟子彻底失望。他向齐宣王辞去“客卿”之职，决定离开齐国。齐宣王虽不愿孟子离开，却仍不愿推行“仁政”，只是想以重金挽留孟子。孟子拒绝了，说：“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离开临淄后，孟子一行人来到齐国边境的昼邑（今山东淄博附近）。孟子在昼邑停留了三晚，迟迟不愿动身。弟子公孙丑不解，问：“弟子闻之，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孟子答道：“非也。于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于齐，非我志也。”随后，他又感叹：“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后浩然有归志。”（《孟子·公孙丑下》）
“三宿而出昼”的徘徊，是孟子对齐宣王最后的期许，他希望齐宣王能幡然醒悟，派人追回他，采纳他的“仁政”主张。然而，直到离开昼邑，也未见齐国的信使前来。那一刻，孟子心中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他“浩然有归志”，踏上了前往他国的道路。
滕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小国，地处齐、楚两大强国之间，国土狭小，国力微弱。当时在位的滕文公，在即位前曾在宋国见过孟子，对孟子的思想深为认同。
孟子到了滕国之后，滕文公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向他详细阐述了“仁政”中的“制民之产”，并提出了“井田制”的构想：“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上》）他主张将土地划分为九块，形如“井”字，中间的一百亩为公田，由八家共同耕种；周围的八百亩为私田，归八家所有。百姓先耕种公田，再耕种私田，既能保证国家税收，又能让百姓有恒产，实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和谐景象。
滕文公深受触动，决定在滕国推行“井田制”。他下令丈量土地，划分井田，组织百姓按“井田制”耕种。一时间，滕国境内出现了百姓安居乐业、邻里互助的景象，孟子的“仁政”思想终于得到了初步实践。然而，滕国的弱小注定了这场试验的失败，齐国、楚国对滕国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动进攻。孟子曾劝滕文公“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孟子·梁惠王下》），希望他能依靠百姓的支持抵御外敌，但滕国国力实在有限，最终还是在战国诸侯的兼并战争中被灭亡，“井田制”的试验也随之夭折。
离开滕国后，孟子又曾前往薛国（今山东滕州附近），薛国君主孟尝君田文以礼相待，却只是将孟子视为“名士”供奉，并未采纳其思想。此时的孟子，已年过花甲，二十余年的周游列国，让他看透了诸侯的本质——在弱肉强食的战国时代，“仁政”理想如同水中月、镜中花，难以实现。于是，他带着弟子，踏上了返回故乡邹国的道路。
回到邹国时，孟子已是两鬓斑白的老者。二十余年的奔波劳碌，未能让他实现“平治天下”的理想，但他并未沉沦。相反，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讲学授徒与着书立说中，希望通过教育传承思想，让“仁政”理想在后世得以实现。《孟子·尽心上》中记载他的话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对此时的孟子而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便是他最大的快乐。
孟子回到邹国后，开设学馆，招收弟子。由于他在列国间的声望，加之其学识渊博，很快便吸引了大批学子前来求学，其中不乏公孙丑、万章、乐正子、公都子等日后的儒家名士。
在教育弟子过程中，孟子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思想体系。针对当时告子“性无善无不善”的观点，孟子提出“性善论”，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为例：“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他认为，人看到小孩将要掉入井中，都会产生怜悯之心，这种心情并非为了讨好小孩父母、博取乡党赞誉，而是源于人性本善的“恻隐之心”。以此为基础，他提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认为这“四端”是人性中固有的善的萌芽，只要“扩而充之”，便能成为仁人君子，君主若能将“四端”扩而充之，便能推行“仁政”。
针对弟子万章“尧以天下与舜，有诸”的疑问，孟子阐述了“天与之，人与之”的观点，指出君主的权力并非来自世袭，而是来自百姓的认可，进一步深化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这些与弟子的论辩，不仅让弟子们深刻理解了儒家思想，更成为《孟子》一书的重要素材。
随着年岁渐高，孟子深知自己时日无多，便决定与弟子一同编撰书籍，将自己的思想与言论整理成册，结成《孟子》一书。
此书以孟子的言论、与诸侯的对话、与弟子的论辩为主要内容，由弟子公孙丑、万章等人协助整理。全书共七篇，分别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每篇又分上下两卷，共十四卷。
《孟子》一书，不仅是孟子个人思想的结晶，更是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书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打破了“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性善论”为儒家的道德修养提供了理论基础，影响了后世儒家学者对人性的认知；“仁政”主张虽在战国时期未能实现，却成为后世明君治国的重要参考。
据《史记》记载，约在公元前289年，孟子终老于邹国。他去世后，弟子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继续传播他的思想。然而，在孟子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思想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直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孟子的地位才逐渐提升。东汉时期，《孟子》一书被列为儒家经典之一；唐代，韩愈在《原道》中提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将孟子视为儒家道统的继承人，与孔子并列。
到了宋代，孟子的地位达到顶峰。北宋程颐、程颢兄弟推崇孟子思想，认为孟子“性善论”是对孔子思想的重要发展；南宋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孟子的思想成为后世学子修身治学的核心内容。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孟子被朝廷追封为“邹国公”；元至顺元年（1330年），又被加封为“亚圣公”，自此，“亚圣”之称流传千古，孟子与孔子并称“孔孟”，成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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