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因为有了这些安宫牛黄丸，就专门找了几个熟悉的中医学院老师请教功效，这些老师其实也都是我的主顾，他们经常在我这买一些我搜罗来的中医书籍特别是民间医术的手抄本，他们普遍都不太富裕，所以我一般就少赚一些，我认为中医书是救人的，如果落不到使用它们的人手里，这些书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就失去生命了。看着他们如饥似渴的表情，我知道可能在他们手里，这些古代的医术可能会变成治病救人的利器！
民间手抄本医书的纸张一般都泛黄发脆，但字迹工整而古朴，一笔一划都凝聚着前人的心血。翻开它，墨香混合着陈旧的味道扑面而来。书中详细记载着各种病症的诊断与治疗方法，从常见的风寒咳嗽到疑难杂症，都有独特见解。那些药方，有的用的是常见草药，有的则是珍稀药材巧妙配伍，展现出古人对自然药理的深刻认知。
也许曾经，它在某位乡村郎中手中辗转，为一方百姓带来康复的希望；又或许在艰难岁月里，被小心翼翼地保存，躲过了战火与风雨。把这些手抄本医书买给需要的人，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积德行善，毕竟天生万物，最重要的是物尽其用，人尽其才，难道真的以万物为刍狗？
在请教他们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表示，“宫牛黄丸作为传统急救圣药，其经典配方的‘神奇功效’主要体现在热毒闭证的急症救治中。在1993年禁用犀角前的古法炮制版本，因含暹罗犀角与天然麝香等珍材，药效更为峻猛。”但他们也特地提醒我，“老的安宫牛黄丸的“神奇”案例，一般集中于热毒炽盛的急危重症，且含朱砂、雄黄等重金属的旧版长期服用存在蓄积中毒风险。现存老药因犀角绝迹已成收藏级药品，其真实效力更带有时光滤镜下的传奇色彩，也不能信以为真，否则不但不会治病反而会害人。”
所以，我最近真有打算把这些安宫牛黄丸留起来自己用。现在，又听到周先生这样一说，我瞬间觉得眼睛耳朵都疼了起来，食指突然抽搐，把玩过药丸盒子的肌肉记忆瞬间苏醒，老张看我有想反悔不卖的迹象，怕我做了守财奴不卖了，赶紧说，“人家周先生是识货之人，俗话说得好，宝马赠英雄，吴克，你可要成人之美，不要辜负了周先生这慷慨的两万美刀。”
他这话也点醒了我，我心想，“放着这多八成是过期了的药丸子有什么用，真不如换成嘎嘎新的美刀买田置地来的痛快。现在业务发展挺快的，还真该买辆车了，如果把这笔钱弄到手，可以买一辆皮卡开开，开展业务也更加方便。难道真要留着这堆不知道管用不管用的药丸子吗？烂成了渣找谁说理去？”
想到这里，我也没有了丝毫不想卖的情绪，赶紧给周先生说，“既然周先生那么喜欢，我也不能不给您这个面子，你从美国回来一趟不容易，我肯定不能让您空手回去啊。不过加钱再涨点吧！毕竟我们这种东西的确是好东西，已经是不可再生资源，你买了以后肯定可以再升值让你大赚一笔！”
周先生看来真是有钱人，他爽朗地说，“再加两千美金啦，给你们两万美金好了！”
等我们成交了，周先生还得意洋洋地告诉我，“吴先生，感谢你的成人之美啊。你是不知道啊，我们的安宫牛黄丸在美国可是很有影响力的。据说大清乾隆五十八年，京城突发大规模瘟疫，英国访华使团成员在途中感染疫病，相继出现高热、神昏、谵语等危重症状。太医束手无策之际，温病学家吴鞠通临危受命，将特制药丸分次喂予患者。这种以牛黄、麝香等珍稀药材制成的药丸服用后，患者竟奇迹般退热苏醒，最终完全康复，而这一药方，正是后世所称的安宫牛黄丸。”
我心想，“简直是胡说八道，如果大清朝真有这厉害玩意，怎么会挨打受气一百多年呢。人家英国访华使团的回忆录也没提到一点。这个周先生难道是冒牌的美国人？”
不过，我转念一想，“管他真的假的，只要给我的钱是真的，我就不管人的真假了。”
我还想提醒一下周先生慎重使用这些老的安宫牛黄丸，不要误信“存放越久药效越好”，擅自加大剂量，反而导致汞、砷析出浓度异常，毒性增强，万一中毒就麻烦了。何况现在合法生产的安宫牛黄丸已替换犀角并控制朱砂用量，安全性显着提升，治病还是用新药为好。
但我心里又想，周先生出生于医药世家，还用得着我提醒吗？况且看他这样热衷于老的安宫牛黄丸，我在这个时候说些人家不爱听的，万一生气不买我的药丸子了呢？这些药丸子砸到手里我可损失大了。
不过，我还是有理有据地给他讲道了一些英国访华使团的客观情况。我对他说，乾隆时期英国访华对中国最多的还是负面观察，马戛尔尼使团成员观察到中国百姓普遍“面黄肌瘦”，民众为争夺食物残渣发生争斗，市集上普遍存在衣衫褴褛的乞丐。使团随行农学家记载华北农田“缺乏轮作技术”，肥料使用停留在人畜粪便阶段，与英国当时已经出现的集约化农业形成对比。
甚至英国使节发现，广州十三行商人需向官员缴纳“规费银”，每船货物被抽税高达20%，远超英国关税标准。最让人无奈的是，使团展示的连发步枪、后膛装填火炮等装备，被清军将领视为“奇技淫巧”，而清军仍在使用明代仿制的红衣大炮；英国“狮子号”战舰配备的六分仪和航海钟，与清朝水师仅靠罗盘定位形成鲜明对比，使团记载中国水手“不识经纬度概念”。
此外，马戛尔尼特意展示的蒸汽机模型，被清朝官员误认为“新式水车”，相关技术图纸转呈内务府后未获任何反馈。最丢人的是，清廷坚持要求英使行三跪九叩礼，而马戛尔尼仅愿单膝跪地吻手礼，礼仪争执持续月余。乾隆将乔治三世来函中的“兄弟之邦”称谓改为“咨尔国王”，要求英国“倾心向化”，引发使团成员私下讥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认知差异在使团归国后就像被点燃的火药桶一样，持续不断地发酵着。马戛尔尼在他的报告中毫不掩饰地将清朝形容为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这个比喻形象而生动地描绘出了他对清朝的看法。
这样的描述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它直接影响了19世纪英国对华政策的走向，使得英国开始重新审视与清朝的关系，并逐渐调整其对华策略。原本可能存在的友好合作的可能性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疑虑和警惕。
我心里暗道，“所谓英国使团被安宫牛黄丸救了一命的事，简直就是意淫。哎，乾隆爷这种系统性误判，导致大清错过工业文明转型关键期，当1820年英国铁路里程突破200公里时，清朝仍以驿道快马维持帝国运转，最终形成‘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困局，害得我老爷爷没了铁杆庄稼差点成了乞丐，要不是解放了政府给找工作，早就饿死了那还有我啊。”但这些话，我是没有说给周先生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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