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安岭的腊月，雪能埋到腰窝。猎人们都说，这时候的老林子长着眼睛，专盯冒失鬼——比如我那刚满十六的表弟虎娃，偏要在冬至那天进山捡松塔，说要给城里来的表姐炖松塔鸡汤。
虎娃跟着他爹跑山三年，却从没走过“鬼打墙”那条沟。听老把头说，早年有个守林人冻死在窝棚里，打那以后，每逢大雪封山，林子里就会多出顶新扎的草帽子，或是冒起不该有的炊烟。虎娃不信邪，揣着馒头和猎刀就进了山，我站在村口看他的皮袄影儿越来越小，像片被风吹散的桦树皮。
晌午开始刮大烟炮，雪花横着往人嘴里灌。我在火塘边等了三个时辰，虎娃他娘突然拍着大腿喊：“坏了！虎娃走的是‘三间房’那条沟！”那是片废弃的伐木场，三十年前着过一场大火，烧死了三个守夜的工人，后来人都说，火场遗址上的树长得格外歪，像极了挣扎的人形。
我跟着几个猎户进山时，天已经擦黑。手电筒的光劈开雪幕，突然照见前头的雪地上，印着两行交错的脚印——一行是虎娃的棉鞋印，一行是光着脚的小脚印，脚趾头分得开开的，像是冻僵前拼命扒拉过雪地。更怪的是，脚印旁边每隔十步就有堆新折的松枝，枝桠上还挂着没冻硬的鸟血，分明是刚打杀的山雀。
走到“三间房”遗址时，风突然停了。焦黑的树桩子在月光下泛着青灰，像极了一排跪着的人。正中间的窝棚只剩半截土墙，屋顶却新盖了层桦树皮，门缝里漏出昏黄的光。猎户老孙头突然按住我：“不对劲，这窝棚早塌了三年了……”话没说完，门“吱呀”开了道缝，飘出股子热乎的苞米碴子味。
我扒着门缝往里瞧，心口猛地揪紧了——虎娃正坐在炕沿上，面前摆着半碗热粥，手里攥着个红布缝的小布偶，正是他娘上个月刚给他缝的。可他的皮袄敞开着，露出里面穿的灰布衫，那是他去年穿旧的，早该塞进火塘当引子了。更诡异的是，炕上还坐着个穿对襟棉袄的老汉，背对着门在补鞋，鞋底“蹭蹭”磨着炕席，声音却像指甲刮玻璃。
“虎娃！”我拍门喊他，他猛地抬头，眼里竟蒙着层白翳，像是被冻瞎了。老汉突然转身，我看见他的棉袄前襟上绣着朵褪色的山茶花——那是虎娃他爷的陪葬品，下葬时穿的就是这件！老汉咧嘴笑，露出冻得发青的牙床，手里举着双新棉鞋，鞋帮上还别着根穿线的针，针尖上挂着滴血，在零下三十度的屋里，竟没结冰。
老孙头突然掏出猎枪朝天开了一枪，枪声惊飞了房梁上的乌鸦。窝棚里的灯“噗”地灭了，再亮时，虎娃正趴在雪地里，怀里抱着个冻硬的布偶，布偶脸上缝着三道歪线，像极了流泪的模样。他的棉鞋不知去向，脚底冻得通红，脚边摆着双新鞋，正是老汉手里拿的那双，鞋底还沾着新鲜的桦树皮屑。
背虎娃回村的路上，他突然在我怀里嘟囔：“表姐，那大爷说他冷，让我把皮袄借他穿……”我这才发现，他贴身穿着的灰布衫上，不知何时多了道焦黑的掌印，像是被火烧过的痕迹。到家掀开被子，虎娃的脚底赫然印着三个紫黑的指痕，像是有人从下面抓住过他的脚。
后半夜，虎娃他娘在灶前烧纸钱，哭着念叨：“他爷啊，你走时说护着孙子的，咋能让他撞着不干净的呢？”纸灰刚飘起来，窗台上的铜铃铛突然“叮当”响了三声——那是虎娃他爷当年跑山时挂在腰上的，自从他葬在“三间房”后，铃铛就没响过。
后来听老把头说，那守林人的窝棚旧址，其实埋着三具焦尸，其中一具手里攥着半块绣着山茶花的衣襟。虎娃遇见的，怕是那被大火烧得认不出模样的守林人，见着孩子穿得厚实，动了借衣取暖的心思。打那以后，村里进山的人都会在口袋里揣把炒苞米，走到“三间房”就撒上一把，念叨着：“大爷冷了烤烤火，饿了吃把炒货，别吓着晚辈。”
如今每次进林子，我都能看见“三间房”遗址的树上，挂着各式各样的旧衣物：褪毛的皮手套、开线的棉袜子、补丁摞补丁的棉袄。风雪大的时候，那些衣服会在枝头晃荡，远远看去，像极了几个守林人并排站在那里，望着下山的路，等一个永远回不来的春天。而虎娃脚底的指痕，直到开春化冻才慢慢消去，可他再也没去过“三间房”，甚至听见桦树皮“咔嚓”裂开的声音，都会猛地回头——怕又是哪个“借衣”的，在背后喊他的小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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