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沅是从寨外“东头村道”（后世东头邨一带）的黄包车聚集点上车。此处是城寨附近最热闹的交通枢纽，挑着鲜鱼的海产贩子、背着竹篓的菜农、挑着担子的补鞋匠与拉客的车夫混作一团，空气中弥漫着咸腥的海味、腐烂的菜叶与煤炉的烟火气。黄包车沿“东头村道”向南行驶，路面为碎石铺就，部分路段铺木板，坑洼处积着昨夜的雨水。两侧是低矮的的唐楼，外墙刷着灰泥，窗台摆着褪色的搪瓷杯晾茶。行人挤在路边，有穿粗布短衫的劳工、戴斗笠的农妇，还有牵着小孩的妇女，小孩手里攥着糖画。
过了界限街，黄包车进入“九龙塘”区域（后世九龙塘地铁站附近）。此处地势渐高，街道变窄，两侧多为花园洋房，但仍夹杂着不少棚屋与果园，种有荔枝、龙眼。沿“歌和老街”（当时称“花园道”）爬坡，路面转为泥土路，雨季泥泞，旱季扬尘。黄包车的木轮碾过土块，发出“咕隆”声。路旁英军废弃的砖砌岗亭窗户钉着木板；卖鲜花的阿婆的竹篮里插着剑兰、百合，用麻绳捆扎；背着画架的西洋传教士正给路边孩童画速写，孩童躲在阿婆身后偷看。
过了九龙塘，黄包车沿“弥敦道”（当时称“罗便臣道”）下行，进入油麻地。这里是九龙的“黄金地段”——靠近维多利亚港，码头密集，如尖沙咀码头、油麻地码头，米行、布行、海味铺等商铺林立，人流如织。弥敦道是九龙最宽阔的街道，此时已铺石板，两侧店铺招牌林立：“广生行”（化妆品）、“永安公司”（百货）、“民信老铺”（凉茶）。车夫加快脚步，黄包车的木轮敲击石板发出清脆的“嗒嗒”声。沿途可见穿西装的买办夹着公文包，与外籍商人用英语交谈；戴面纱的阿拉伯妇人牵着骆驼，驼峰上挂着香料袋；卖云吞面的摊档大铜锅腾着热气，伙计用长筷捞面。
最终，黄包车沿“上海街”转入“砵兰街”（当时称“新填地街”），在“福来酒家”门前的石板路停下。此处已是油麻地的核心商业区，酒楼、茶居、绸缎庄鳞次栉比，空气中飘着烧鹅的香气与茶叶的清香。车夫刹住车把，喊一声“到啦！”。
“福来酒家”位于油麻地上海街与砵兰街交界处，介于九龙仓所在的尖沙咀与九龙寨城之间，开业于1885年，是油旺地区最早一批“中西合璧”酒楼。客群主要为本地商帮（米商、布商、海味商）、买办（洋行华经理）、乡绅（新安县士绅）。主打“粤式茶点+精致炒菜”，兼营“燕翅鲍”针对高端宴请，价格介于“大牌档”与“高级茶居”之间。它有个好处是临街二楼设雅间（包间），可俯瞰街景，既隐蔽又能彰显身份。
餐厅是一幢两层唐楼，外墙为典型岭南风格的青砖灰瓦，一楼层高4米，二楼设外挑阳台围木栏杆；门楣悬挂黑底金字木牌“福来酒家”，两侧挂“粤海珍馐”“南珍北馔”对联，下方悬大红灯笼，夜间点亮，白天收拢；一楼玻璃橱窗贴手写菜单（用毛笔写在红纸上），展示烧鹅、叉烧、虾饺等招牌菜，玻璃内侧摆着半成品，如叠成莲花状的烧卖，吸引路人。
门前铺花岗岩石板防滑，摆两盆年橘寓意“吉庆”，伙计穿靛蓝短衫、黑布裤站在门口，见黄包车靠近便上前搭手。伙计提来竹篮，帮陈启沅取下随身带来的一个册子，另一伙计递上浸过玫瑰水的热毛巾擦脸，再用软毛刷清理黄包车座垫上的灰尘。随后，黄包车则被伙计牵到街角的“车房”（用竹棚搭的临时停车场），等待下一单生意。
头戴瓜皮帽的“企堂”（领班）从门内走出，拱手作揖：“陈老板，可是赴九龙仓颜老板的雅约？”。陈启沅抱拳点头，随企堂沿木质楼梯上二楼，楼梯扶手雕缠枝莲纹，走廊铺靛蓝地毯，两侧挂“松鹤延年”“麒麟献瑞”漆画，尽头是“福来厅”雅间。
企堂轻叩木门，喊“陈老板到——”。里面颜永祠早已掀门帘出来迎宾。二人抱拳拱手略作寒暄，然后相让一番，最后并肩进入雅间。包间的伙计递上盛温水的铜盆与胰子（肥皂），请陈掌柜净手，这是清代宴饮前的“净仪”。
“福来厅”约20平方米，布置讲究“雅而不僻，华而不侈”。一张酸枝木圆桌可坐8人，配6把官帽椅椅背雕“梅兰竹菊”，桌布为湖蓝暗花绸，防污且显贵；东墙挂“八仙过海”刺绣，寓意“各显神通”；西墙嵌大理石挂屏，刻“商道即人道”；北墙设博古架，摆瓷器茶具、玉镇纸。
中央悬煤油吊灯，外罩防风玻璃罩，两侧放铜台灯，配纱罩，光线柔和，桌面点两盏豆油灯备用。窗台摆两盆白兰花，香气清新；角落置藤编圆凳，供仆役候立；门后挂铜铃以召唤伙计。
大伙计端来紫砂壶、白瓷杯的“功夫茶”茶具，先温壶，再冲当时香港富商爱喝的乌龙茶“凤凰单丛”，第一杯敬了陈启沅。随后，小伙计双手捧上红木托盘，内放套锦盒的象牙筷、装豉油、芥末的银质蘸料碟、第二次更换热毛巾，递上菜单，菜单用洒金宣纸手写，封面印“福来酒家?特选”。
颜永祠作为东道主，请陈启沅点菜。陈启沅推让一番，先要了老火靓汤的冬瓜盅“例汤”，然后点了油亮皮脆的烧鹅“头盘”，便再也不肯点，将菜单递与颜永祠。颜永祠随后点了清蒸石斑鱼、鲍鱼焖鸡，以及杏仁糊、莲子蓉各一份作为甜点。因为知道双方要谈正事，兼之是中午，所以并未要酒水。
二人先随意聊了下近日的米价，又说了哪家英商新订的纺织机刚卸船，再到城寨拆迁的风声，陈启沅随口答了句并无做成房地产的意思，然后又貌似随意地问起香港的人力车生意。
说道这里，颜永祠知道戏肉来了，先倒了顿苦水，比如3月份车夫大罢工抗议汇通洋行加租，遭印警镇压；5月份鼠疫蔓延，人力车成传染媒介，两成车夫病死，另有不少拉车的苦力被吓得离职；8月份牌照改革，港府强制安装消毒铜牌等等。
陈启沅当然要开启商业互吹模式，马上恭维颜永祠在应对鼠疫时的义举。首先是捐东华医院设“车夫施药局”，每日派凉茶600碗；还有就是早于港府强制令自费为车辆安装锌铁防唾板。
1900年5月，太平山街人力车夫聚居区爆发鼠疫，单日死亡47人。为了保护高端客户如英商\/买办，降低染疫风险，规避车辆被官府根据疫车处理政策强制焚毁，颜永祠根据东华医院洋医艾尔顿报告中的飞沫轨迹模拟，发现站立咳嗽时飞沫水平喷射距离1.2米，弯腰拉车时飞沫上扬角度≤25°，这样，如果在车夫背后10厘米处，固定于车厢木架，安装一个弧度105°、高度30厘米，便可完全拦截车夫咳嗽吐痰时的飞沫溅射到后面的乘客。而这样一个厚0.8毫米的热镀锌钢板耐腐蚀且成本低廉，每片0.2银元。
安装后，6月港府数据显示乘客感染率下降68%，且因痰渍暴露于锌板易遭乘客投诉，车夫吐痰率被迫减少。此举给颜老板博得了不少懂科学、讲卫生的美名。当然，业内人士更羡慕他可以因自费安装0.2银元成本的防唾板而向车夫提月租0.5银元、向乘客加收“防疫费”0.02银元\/次。
一阵彼此吹捧，自是宾主尽欢。但双方只是点破了今日会面的主旨而已。因为没有喝酒，所以二人默契地继续边吃边闲扯，直到菜过五味，伙计袅袅茶香中，陈启沅将一叠写满工整小楷的方案和几张绘有精巧结构的图纸，恭敬地推到了颜永祠面前。
“颜老板，叨扰了。这是敝东主王月生先生托付在下呈上的‘飞燕牌’人力车工坊计划。旨在振兴我港华工产业，造出性能更优、价格更低廉的好车，让车夫兄弟拉得省力，乘客坐得舒坦，也让我华人车行能压过汇通洋行一头。” 陈掌柜开门见山，言辞恳切，带着潮汕同乡特有的亲近感。
颜永祠，这位人力车行业的“祥子终极版”，身着考究的杭绸长衫，指间一枚翠玉扳指温润内敛。他没有立刻翻阅文件，而是慢条斯理地用长柄烟斗拨弄着水烟壶里的烟丝，袅袅青烟模糊了他精明的眼神。作为从最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咕喱王”，他对任何关于“新车”、“新工坊”的许诺都带着本能的警惕。
“陈掌柜，” 颜永祠的声音不高，带着历经沧桑的沉稳，“同乡情谊，颜某自然看重。东华医院共事，也知您为人。只是…” 他放下烟斗，手指轻轻点了点那叠方案，“造车，非是儿戏。汇通的车，清一色东洋货，结实耐用，虽贵些，但车夫认，乘客也认。你说这‘飞燕牌’能好过东洋车？价格还能更低？” 他嘴角牵起一丝难以察觉的弧度，那是见过太多空口承诺后的淡然，“图纸画得再漂亮，没用。车行里跑的车，是要经得起日晒雨淋、坑洼颠簸，是要让车夫拉一天腰不散架，让乘客坐一路不硌屁股的。光凭几张纸和一句‘振兴华工’，恕颜某难以信服。”
陈启沅端起茶杯抿了一口，道：“我要造的‘飞燕牌’，车架用薄钢板，轻一半多；轮胎用硫化橡胶，能用一年；减震装钢板弹簧，车夫拉货不颠腰。车价能比日本车便宜三成。车夫拉着轻快，一天多跑两趟，能多赚1港元，够买半袋米。您说，这算不算‘造福本港雇工’？”
陈启沅刚放下茶盏，颜永祠便直戳要害：“陈掌柜，您说这‘飞燕牌’是香港自己造的人力车？好啊！可我永利车行现在有50辆日本车，一辆车月租30港元，车夫拉客一天赚2港元，扣了租银剩1港元——够买两碗云吞面。要是您这车真能‘质量好、价格低’，我颜某第一个带头换！可问题是……”他指节敲了敲桌上的图纸，“这铁箍木轮的车，我在汕头见多了——用半年就散架，车夫拉货压断车把，赔不起钱闹到同安堂，我这总理当得憋屈！”
陈启沅刚要开口，颜永祠又补了一句：“再说那橡胶胎，南洋的橡胶晒两天就软，香港夏天热得能煮鸡蛋，车胎化了粘车轮上咋整？您说的‘薄钢板车架’，我在洋行见过，那玩意儿脆得很，拉货压变形了，车夫赖我赔钱——我这永利车行可经不起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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