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线再次来到九龙城寨。王月生给在香港主持九龙城寨工作的陈启沅派了一位老营学员配合工作，公开身份是城寨义务学堂的老师。其他的都由二人自己摸索。陈掌柜在商场长袖善舞，王月生派来的老营学员刘辉也是毕业后在王氏的商队历练了几年，见多识广。二人本都以为一块不过40亩地出头、已经被清空的寨子，自己手头还有英国人“湿租”，即连人带枪，以集体放假的名义派过来的30名印度兵护卫。生哥让自己组织个千把流民过来把城寨收拾一番、从中择优选一批人留下来继续发展，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不过，当他们把生哥的要求仔细体会了一番之后，却发觉非常棘手。
首先就是生哥要求这批人把寨子内部的所有事情全部包下来。换言之，除了那30名印度士兵帮助他们看门护院外，寨墙之内的事情，从吃喝拉撒，到最后起新楼，全要这些人干，而且要让他们学会民主选举、社区自治。第一阶段目标就是在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里完成城寨的清理和300户临时住宅的建设，包括300户家庭的各种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并且要求初步建立起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社区管理体系，前期投入不超过1万银元。
其实，这都是王月生少年时爱看那些诸如《鲁滨逊漂流记》、《神秘岛》等在封闭的环境下自我救赎、逐步升级生活质量的小说的影响。也是想先在一个比较简单的环境里做一些社会实验。所以，他不会真的对二人撒手不管，还是参照1906年旧金山地震后，华人社区自发搭建“互助工棚”的事迹，模糊掉敏感信息后，发给二人做参考。而且答应可以垫支6000银元的物资，等待社区顺利运行后通过提留或者其他方式转移支付。
如果将王月生提供的参考消息中被模糊掉的信息补全的话，那就是1906年4月18日，旧金山里氏7.9级大地震引发的火灾几乎摧毁了整座城市。其中华人聚居的唐人街位于市中心，靠近港口，因木质建筑密集、消防设施薄弱，受损尤为严重。
地震后，旧金山约80%建筑被毁，约30万人无家可归。华人社区面临三重困境：
主流排斥：白人主导的市政府一度禁止华人在原唐人街区域重建，认为“华人建筑易燃”，试图将华人驱赶到城市边缘；
资源匮乏：华人家产多毁于火灾，资金短缺，无法依赖政府或慈善机构，当时美国慈善组织对华人的援助有限且带有歧视；
文化认同：华人迫切需要保留社区纽带，如宗祠、行会场所，避免因分散安置导致传统瓦解。
华人社区凭借长期形成的互助传统与紧密的组织网络，在灾后迅速自发搭建“互助工棚”（mutual Aid Shantytowns），成为受灾家庭过渡期的核心生存空间。互助工棚的核心目标是：以最低成本快速搭建临时住所，同时维护社区自治，为永久重建争取时间与资源。
这种模式以“社区主导、资源整合、功能复合”为特征，不仅解决了临时栖身问题，更成为灾后重建的文化与经济枢纽。
组织架构是“中华会馆+行会+宗亲会”的三级联动
华人社区的组织基础是“六大公司”，即中华总会馆下属的六个地方会馆，代表广东不同方言群体，以及各行业行会，如杂货行、洗衣行、餐馆行，和宗亲会，如陈氏、李氏宗亲会。灾后，这些组织迅速整合，形成“决策-执行-监督”的管理体系：
中华总会馆作为决策层统筹全局，如选址、与市政府谈判、分配外部援助；发布《灾后公约》，规定工棚使用规则；
行会+宗亲会作为执行层分片负责，如杂货行负责物资采购，洗衣行负责卫生管理；组织劳动力，按行业分工。
基层是家庭互助小组， 同方言、同籍贯的每10-15户组成“同乡小组”，负责具体搭建、日常维护与矛盾调解。
互助工棚的建材与资金主要依赖内部挖潜与海外支持：
华人社区组织“清墟队”，从被毁的唐人街废墟中回收可用材料：将烧焦但未断裂的房梁、门窗框等经简单处理后用作工棚框架；将烧变形的铁皮、铜器熔铸成钉子、挂钩；破碎的砖石铺地防潮、破损的家具拆解为支撑结构；
旧金山华人通过侨批（海外华工汇款）联系美洲、澳洲的华人社群，发起“捐资建棚”运动。例如：古巴华人社团捐赠了200箱铁钉与防水布；加拿大温哥华中华会馆汇款5000美元（当时约合后世15万美元）用于购买木材；澳大利亚墨尔本华商捐赠了成捆的竹席用于临时遮雨。
无家可归的家庭通过参与工棚搭建换取“工分”，工分可兑换口粮、工具或优先选择工棚位置。例如：
成年男性负责搬运、搭建，每日计10工分；
妇女负责整理材料、后勤，每日计8工分；
儿童捡拾碎木、传递工具，每日计5工分。
当时的工棚选址考虑了三个条件：
靠近未被污染的溪流或公共水井，如旧金山湾沿岸的淡水井；
远离易燃物如未清理的木料堆、山体滑坡区；
尽量靠近原唐人街核心区，如都板街、干尼街，保留社区文化地标如天后庙、宗亲会馆。
搭建技术以“因地制宜、快速实用”为原则：
以回收木材为框架，用竹篱笆或铁皮做围挡，顶部覆盖防水布或烧焦的木板防雨；
工棚呈“梳式排列”，每排5-8间，间距2米通风，公共区域如厨房、厕所、洗衣处集中设置；
地面铺碎砖或木板防潮，墙角堆放沙袋防火，每间工棚门口挂“xx行会\/宗亲会”的标识，强化归属感。
日常管理采用“公约约束+服务复合”。互助工棚不仅是住所，更是灾后社区的“微型治理中心”，管理规则通过《工棚公约》明确，由中华总会馆颁布，各户签字遵守：
口粮由“膳食委员会”统一采购，大米、咸菜为主，按家庭人口分配，儿童多者额外补贴；
工具如铁锹、斧头等登记造册，损坏需赔偿，用劳动抵偿；
设立“卫生队”，妇女为主，每日清理垃圾、用石灰水消毒；
厕所设“轮值清洁员”，粪便集中处理，避免污染水源。
青壮年组成“护棚队”，每晚巡逻，防止盗窃。灾后物资短缺，曾发生白人小偷潜入工棚事件；
与旧金山警察局协商，设立“华人事务联络官”减少冲突；
恢复宗亲会馆的祭祀活动，如天后诞，组织儿童学习《三字经》；
设立“调解室”，由乡绅主持，解决家庭纠纷，如财产分配争议。
互助工棚的运作不仅是内部互助，更是对主流社会歧视的反抗。旧金山当局曾试图以“卫生隐患”、“火灾风险”为由拆除工棚，中华总会馆联合律师团援引《加州宪法》“私有财产保护条款”，华人虽无投票权，但拥有财产权。最终迫使政府承认工棚的“临时合法性”，并同意提供少量消防设备支持。
白人慈善机构虽提供少量援助，如旧金山救济委员会捐赠面粉，但要求华人“分散居住”以“融入主流”。华人社区明确拒绝，强调“互助工棚是保护文化认同的必要空间”，并通过媒体发声，如《中西日报》，争取舆论支持。
工棚区逐渐成为灾后经济的萌芽地。洗衣行在工棚旁支起临时洗衣摊，利用废墟中的铁锅烧水；小商贩在工棚区摆摊售卖从墨西哥走私入境的罐头、火柴；华人医生开设“工棚诊所”，用传统草药+简单西药治病。
典型案例如都板街工棚区的运作。都板街（dupont Street，后世格兰特大道）是唐人街核心区，地震后90%建筑被毁。中华总会馆在此设立“第一互助工棚区”，容纳约500户家庭，约2000人，其运作模式最具代表性：
由六大公司之一的“广府会馆”牵头，联合杂货行、餐馆行组成管理委员会。保留了原唐人街的“骑楼”结构，部分未完全烧毁的二楼走廊被加固为公共走廊，工棚沿走廊排列，形成“半封闭社区”。设立“华童学校”，用废墟中的木板搭课桌，由留美华侨教师授课。开设“妇女工坊”缝补衣物、编织竹篮，成品出售换取收入。1907年，随着永久重建启动，都板街工棚区逐步拆除，原址重建了更坚固的砖石建筑，成为唐人街复兴的起点。
1906年旧金山华人互助工棚的运作，展现了底层社区在灾难中的“自组织能力”：通过保留宗祠、行会馆等传统空间和祭祀、教育等习俗，抵御了主流社会的文化同化；通过资源循环（废墟回收）、跨洋网络（侨批援助）和劳动互助，突破了外部资源的限制；通过明确的规则与集体行动，将“弱势群体”转化为“命运共同体”，为现代社区的灾害应对提供了“非官方自治”的范本。
正如当时《旧金山纪事报》（虽带有偏见）所记载：“华人用最原始的工具，在废墟上建起了比白人社区更有序的临时家园——他们不需要慈善，只需要团结。”这种“互助工棚”模式，本质上是华人社区用传统智慧与集体力量书写的“灾后生存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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