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腊月的风，像裹了冰碴子，刮在脸上生疼。高森骑着那辆半旧的永久牌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个蓝布包，里面装着给林晓梅带的吉林市酱肉——她上次写信说，长春的酱肉总少点家乡的咸香。他哼着邓丽君的《小城故事》，脚底下蹬得飞快，车轱辘碾过结了薄冰的路面，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却一点没影响他的好心情。
从吉林市到长春128公里，高森每个月都要骑一趟。平时天暖，他清晨出发，傍晚就能到，还能赶上和林晓梅去国营饭店吃碗热乎的酸菜白肉。可今天不一样，刚过晌午，天就阴了下来，风也越刮越猛，他裹紧了棉袄，心里盘算着得加快速度，别让晓梅等急了。
谁知骑到半路，刚过九台镇，突然“咔嚓”一声脆响，自行车猛地一顿，高森差点摔出去。他跳下车一看，车链子断成了两截，耷拉在冰冷的车轴上，断口处的铁屑闪着寒光。他蹲下来摆弄了半天，手指冻得通红，也没能把链子接上——断得太彻底，连个能勉强卡住的接口都没有。
四周是白茫茫的雪地，远处的村庄隐在灰蒙蒙的天色里，连个修车铺的影子都没有。高森踹了下车轱辘，心里有点发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总不能把车扔在这儿。可一摸口袋里的信，是晓梅上周写的，末尾那句“等你周末来，我给你织了条围巾”，又让他定了定神。
他把断了的链子绕在车座底下，扛起自行车往路边挪了挪，然后推着车继续往前走。风越来越大，卷着雪沫子往脖子里灌，他把围巾拉到下巴，还是觉得寒气往骨头缝里钻。一开始还能迈开步子，走了一个多小时，腿就开始发酸，脚底板磨得生疼，每推一步，自行车的重量都像往他肩上压了块石头。
天渐渐黑透了，月亮从云缝里钻出来，给雪地镀上一层冷光。路上偶尔有卡车开过，车灯晃得他睁不开眼，司机探出头喊“小伙子，搭个车不”，他摆摆手谢绝了——自行车是他攒了三个月工资买的，是他和晓梅约会的“老伙计”，说什么也不能丢下。
遇到上坡路，他就弓着腰，双手死死攥着车把，一步一步往上挪，汗水把棉袄里的秋衣都浸湿了，风一吹，凉得打哆嗦；遇到下坡路，他就扶着车把，让自行车慢慢滑，趁机揉一揉发酸的胳膊腿。雪地里没有脚印，只有他和自行车的痕迹，像两条长长的线，在冬夜里延伸向长春的方向。
后半夜的时候，他实在走不动了，就靠在路边的大树上歇一会儿，从蓝布包里摸出个冻硬的馒头，啃两口就着雪咽下去。牙齿咬在馒头上，“咯吱咯吱”响，可他心里想着晓梅，想着她织的围巾该是暖和的，想着见面时她肯定会嗔怪他“怎么冻成这样”，就又有了力气。
天快亮的时候，远处终于出现了长春的路灯，昏黄的光在雪地里连成一片，像一条温暖的河。高森的眼睛亮了，推着车加快了脚步，脚底下的雪被踩得“簌簌”响。等走到约定的火车站广场时，天边已经泛起了鱼肚白，他看见林晓梅站在路灯下，穿着红色的棉袄，手里攥着条灰色的围巾，正踮着脚往路口望。
“晓梅！”高森喊了一声，声音沙哑得厉害。
林晓梅转过头，看见他推着自行车，头发上、眉毛上都结了白霜，棉袄上沾满了雪，赶紧跑过来：“你怎么才到？我都等了快一个小时了，是不是路上出什么事了？”
高森把蓝布包递过去，笑了笑：“车链子断了，推着来的。酱肉没冻坏，你尝尝。”
林晓梅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把围巾解下来，绕在高森的脖子上，又把他的手揣进自己的棉袄兜里，哽咽着说：“傻不傻？不会找个地方住一晚吗？冻坏了怎么办？”
“我想早点见到你。”高森把她搂进怀里，棉袄上的雪蹭到了她的红棉袄，可两人都觉得暖和。远处的火车鸣了一声汽笛，天亮了，阳光洒在雪地上，金灿灿的，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
后来，高森和林晓梅结婚了，那辆断过链子的自行车，被他们擦得锃亮，放在了阳台的角落里。每年冬天，林晓梅都会给高森织一条新围巾，一边织一边说：“当年你推着自行车走了一整夜，我就知道，这辈子跟你准没错。”高森总会笑着把她搂进怀里，就像那个黎明，他在长春的路灯下，抱住了他的整个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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