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还亮着，那张红包照片在昏暗的走廊里泛着光。丁义珍盯着看了两秒，把手机塞进裤兜，转身走回办公室。
灯重新亮起，他脱下外套搭在椅背上，拉开抽屉取出一沓文件，封面上印着“京海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内部参考）”。这是上周让统计局整理的，一直没来得及细看。他翻了几页，停在一组数据上：近三年工业投资增速连续下滑，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跌破百分之五，而房地产相关税收占比却逐年上升。
他合上文件，拿起笔，在便签纸上写下三个词：经济、治理、生态。然后圈起来，画了个箭头指向中间——未来。
第二天一早，小会议室烟雾缭绕。周叔端着茶杯进来时，安欣正把投影仪连上笔记本，李响则蹲在地上插电源线。
“又开会？”周叔坐下，“昨晚那份红包报告我看了，八个人，全退了，负责人停职。小事。”
“不是事大小。”丁义珍推门进来，手里拎着早餐袋，“是有人觉得，规则可以试探。那就得让他知道，规矩不是摆设，蓝图才是方向。”
他把早餐分给大家，自己只拿了瓶矿泉水。
“今天不谈案子。”他打开笔记本，“谈五年后，十年后，京海是个什么样。我们不能老在‘堵窟窿’里打转，得往前看。”
安欣抬头：“您意思是……启动总体规划？”
“早该动了。”丁义珍点头，“从现在起，三个月内拿出《京海市中长期发展初步构想》。目标明确：产业升级不能靠卖地，社会治理不能靠突击检查，环境保护更不能等出事才喊停。”
李响皱眉：“可各部门报上来的材料，七拼八凑，城建说要扩新区，环保要划红线，招商又要保Gdp，根本对不上茬。”
“那就别让他们各自为战。”丁义珍看向周叔，“你牵头，整合财经、城建、环保、民政四个口子的思路，限两天，出个统一框架。三大支柱必须立住：一是产业怎么转型，二是社区怎么管得更实，三是环境底线怎么守得住。”
周叔嘬了口茶：“让我猜，还得有数字支撑？”
“当然。”丁义珍笑了，“不然就成了空喊口号。新兴产业不能只写‘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得具体到引进什么团队、配套什么政策、落地哪个园区。社区治理也不能说‘提升服务水平’，得告诉我每个街道配多少网格员、有没有智慧平台接入。环保更是，减排目标是多少吨？企业准入负面清单列几条？这些都得清清楚楚。”
安欣迅速记下要点：“要不要做个任务对照表？每一项对应责任单位、时间节点、考核标准？”
“就这么办。”丁义珍敲了下桌子，“别整虚的。我们搞规划，不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是为了让老百姓十年后还能在这儿安心住、踏实干。”
会议结束，周叔带着材料回去整合，安欣开始梳理指标体系，李响则去协调各部门报送最新数据。
两天后的下午，草案送到了丁义珍桌上。
他关上门，一页页翻看。前半部分写着“加快数字经济布局”，但通篇没提人才引进计划；社会治理章节提到“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可连一个试点小区都没列；环保部分倒是写了“严控高污染项目”，可既无年度减排量，也无执法资源配置方案。
他放下笔，拨通内线：“叫安欣过来一趟。”
安欣进门时，丁义珍正用红笔在纸上划改。
“这稿不行。”他说，“还是老套路——大词堆砌，落地无门。比如这里写‘培育新动能’，新动能是什么？谁来育？钱从哪来？一句话都没说清。”
安欣接过文件看了看：“确实有点空。”
“不是有点空，是根本没法执行。”丁义珍指着其中一段，“还有这儿，说‘加强政企沟通’，怎么加强？定期座谈？线上平台？反馈机制？都不写。这种东西拿出去征求意见，人家企业怎么看？以为我们在画饼。”
“那您看怎么改？”
“三条。”他站起身，走到白板前写下：
第一，产业要具体到技术领域和扶持政策，比如新能源电池、生物医药研发，配套人才落户、用地优先、税收减免；
第二，社区建设要下沉到人和系统，明确网格员编制、智慧终端覆盖率、响应时限；
第三，环保必须量化，每年减排多少、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目标多少、哪些行业禁止进入。
“把这些补进去。”他说，“然后你做一张总表，每一条都配上责任单位、完成时限、验收标准。我要看到，哪个月谁该干什么，清清楚楚。”
安欣点头记下：“要不要加个监督机制？防止后期执行走样。”
“当然要。”丁义珍补充，“建立季度评估制度，由纪委和审计联合跟踪进度。完不成的，约谈一把手。”
当天晚上，安欣加班调整文本，周叔重新核对财政可行性，李响则收集了近五年重大项目落地率数据，补充进执行风险分析部分。
第三天上午，修订稿再次呈上来。
丁义珍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又叫来三人开短会。
“这次像样了。”他指着其中一页，“比如这里，提出重点发展智能装备制造，明确在高新园区设立专项基金，三年内引进三十家核心企业，配套提供人才公寓和子女入学保障——这才叫规划。”
周叔笑了笑：“我还加了个测算，如果这个目标实现，预计能带动五万人就业，新增税收超百亿。”
“好。”丁义珍继续翻，“社区治理这块也补得不错，每个街道配十名专职网格员，接入市级智慧城市平台，群众诉求四十八小时内响应——有数字，有流程，能考核。”
李响插话：“环保局那边刚开始不愿意定硬指标，怕完不成。后来我说，不定目标怎么追责？他们才松口。”
“就是要让他们担责。”丁义珍合上文件，“发展不是放任，治理也不是折腾。规划的本质，就是划底线、放空间。”
他顿了顿：“现在的问题是，有些人总觉得抓得严会影响积极性。可我要问一句——难道宽松就意味着高效？放任就能出成绩？”
没人接话。
“我知道有人担心，新规划限制多，招商灵活性下降，短期Gdp受影响。”丁义珍语气沉下来，“但我宁愿今年少几个亿税收，也不能换来十年环境债、民生账。”
会议室安静了一会儿。
安欣轻声问：“那下一步呢？”
“先内部定稿。”丁义珍拿起笔，在封面写下一行字：《京海市中长期发展初步构想（第一版）》，内部征求意见稿，严禁外传。
他把文件放进专用档案袋，递给安欣：“你负责登记编号，控制知悉范围。下周开始，分批征求专家、企业、基层代表意见，但核心内容不公开。”
周叔喝了口凉茶：“真要动真格的了。”
“不动真格，京海没出路。”丁义珍站起身，走到窗边。夜色中的城市灯火通明，远处工地的塔吊还在转动。
他沉默片刻，转身打开电脑。
屏幕上跳出新建文档，默认标题是“无标题”。
他删掉两个字，敲下新的题目：**在京海市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提纲**
光标闪烁。
他输入第一行：同志们，今天我们不谈成绩，也不讲套话，就说一件事——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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