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13日，长安国际会议中心的穹顶折射着量子灯的冷光，李浩哲站在全息演讲台前，身后的屏幕正循环播放着全球各国经济发展数据图谱。资本主义A国的Gdp曲线与大唐联邦制共和国的增长轨迹在虚拟空间中交错，形成鲜明对比——前者如同剧烈波动的锯齿，而后者则是稳健上扬的平滑弧线。
“各位请看，”李浩哲轻点桌面，数据图谱瞬间聚焦在财富分配模块，“A国近三十年基尼系数始终在0.4以上波动，而我们大唐联邦制共和国将基尼系数稳定控制在0.25。同样推行市场经济，为何结果天差地别？”
台下，来自A国的经济学代表团面色凝重。团长约翰·安德森推了推金丝眼镜，通过智能翻译器回应：“李总统，我们研究过贵国的‘共富积分制’‘智能财税调节系统’，甚至尝试照搬这些制度，但实际落地时却困难重重。”他调出A国某州的试点数据，“比如企业强制利润再分配政策，导致大量资本外流，失业率反而飙升。”
李浩哲调出历史影像档案，画面切换至大唐先祖在新大陆建立首个城邦的场景：穿着唐装的工匠与欧洲移民共同劳作，墨家的《均产簿》与欧洲的《大宪章》文本在虚拟空间中重叠。“关键在于文明基因的适配性。”他的声音在会场回荡，“A国的资本主义根植于‘个人主义至上’的文化土壤，而我们的联邦制融合了儒家‘大同’、墨家‘兼爱’与法家‘均平’的思想内核。”
此时，东京大学的学术会议现场通过全息投影接入。日本学者山本裕子举起平板电脑，屏幕上是日本模仿大唐共富政策的失败案例：“我们引入了贵国的‘社区互助银行’模式，但民众更倾向于将资金存入传统财阀银行；推行智能农业共享系统，却因土地私有制难以实施。”她的语气充满困惑，“明明都是东亚国家，为何难以复制？”
李浩哲调出文化基因分析模型，将中日两国的思维模式数据化呈现：“日本的集体主义本质上是基于等级制度的服从，而大唐的‘共富’理念源自对‘天下为公’的信仰。”他展示墨家机关术的设计图，“就像墨家制造连弩，强调每个零件精准配合，我们的制度设计也是环环相扣——智能政务系统实时监测财富流动，议会中的‘平民代表’确保政策倾斜基层，这些都需要民众对‘共同体’的高度认同。”
长安大学的实验室里，人工智能专家正在进行模拟推演。当系统将A国的社会结构强行植入大唐共富模型时，整个虚拟社会瞬间陷入混乱；而将日本的数据导入，虽未崩溃，但效果远不及本土实践。“这就像给古代战马装上量子引擎。”研究员指着屏幕解释，“技术再先进，若没有适配的底层逻辑，反而会引发排异反应。”
在北美大陆的唐裔社区，一场别开生面的研讨会正在进行。老华侨陈阿婆戴着智能老花镜，翻着泛黄的族谱：“我爷爷那辈人刚到新大陆，就自发成立了‘义庄’，谁家有难大家帮。这和现在的共富政策，骨子里是一个理儿。”她的话引发共鸣，年轻企业家纷纷展示自己的企业分红方案——利润的30%自动转入社区发展基金。
李浩哲突然收到紧急报告：A国某州爆发大规模工人罢工，抗议政府推行的“共富税”。他调出罢工现场的全息影像，举着标语的工人喊着：“我的财富凭什么分给懒人！”对比大唐民众自愿参与“共富工程”的画面，文明基因的差异展露无遗。
“真正的制度精髓，不在于条文本身。”李浩哲在全球直播中说道，“就像《永乐大典》正本，若不理解其中的创新思维，抄写千万遍也无济于事。”他展示大唐的教育体系：从小学开始，学生就要通过VR体验“商鞅变法”“墨家兼爱实践”，培养集体责任感。
夜幕降临，长安的量子灯塔照亮天际。总统府的书房里，李浩哲望着先祖李浩澜的画像，智能眼镜突然弹出新消息：日本某民间组织放弃模仿制度，转而研究大唐文化根源。他欣慰地笑了——或许当其他国家不再执着于“技术移植”，转而探寻文明内核时，才能真正找到属于自己的共富之路。而大唐的实践，终将成为人类文明探索的重要坐标，证明制度创新从来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而是一场与自身文化基因的深度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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