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三个月列席会议，既能学怎么当副省长，又能让其他同志考察他；
中间三个月代管分工，把司法改革、扫黑除恶这些硬骨头交给他啃；
最后人大表决，成不成让全省人民盯着。
这套组合拳打下来，比高育良书记直接安排接班稳妥多了。特别是同步修订《监督条例》，等于给权力上了双保险。就算祁同伟真有问题，制度也能及时纠偏。
五、给年轻干部撑腰，就是给未来铺路
有些老同志看不惯祁同伟的做派，说他\"太会钻营\"。要我说啊，这恰恰证明他有上进心！当年侯亮平在反贪总局干得漂亮吧？可人家宁愿在京州当副组长也不愿来基层。祁同伟肯放下身段给老干部锄地，至少说明他重视群众工作。
再说他急着上副省级的心情可以理解——公安厅长干满六年没提拔，换谁不着急？现在设置观察期，既给他机会证明自己，也避免\"火箭提拔\"的嫌疑。咱们不能寒了实干者的心，沙书记常说\"要给改革者容错空间\"，这话得落到实处啊！
总的来说就是要用制度管人，拿实绩说话。
我支持祁同伟同志晋升，但有三条底线必须守住：
观察期不是走过场，省纪委要每月向常委会汇报情况；
权力交接必须透明，代管分工期间每项决策都要上政务公开平台；
群众监督不能缺位，修订《监督条例》要开听证会听取民意。
只要把这三点抓实了，祁同伟就是块好钢，准能在副省长岗位上淬出火花。退一万步讲，就算他真有问题，完善的制度也能及时止损。咱们这代人啊，既要把好干部用起来，更要把好制度立起来，这才叫对八千万汉东百姓负责！”
李达康举手了：“沙书记，我有些不同的意见。”
沙瑞金面上笑嘻嘻，心里mmp，说：“哦？达康同志你说吧。”
“同志们，干部选拔的第一标准是什么？是政治品格！而祁同伟同志的政治品格，早已在赵立春同志回乡祭祖的闹剧中暴露无遗。”李达康以茶杯叩击桌面的动作强化语气，“当年赵家祖坟前，祁同伟同志不顾公安厅长身份，当众跪地痛哭如丧考妣。若真是悼念亲人尚可理解，但据我所知——他父母至今健在！ ”
此时会场已经鸦雀无声了，李达康趁势追击：“这种行为本质是对权力的谄媚！一个将政治尊严践踏至此的干部，如何能承担副省长职责？难道要全省干警学习这种‘膝盖比骨头软’的升迁哲学？”
他犀利指出，祁同伟的晋升将传递错误信号，导致“跑官要官”歪风蔓延 。
“再谈工作作风问题。祁同伟同志任公安厅长期间，频繁出入山水庄园，甚至将该场所打造为‘官商勾结枢纽’！”李达康调出暗访照片投影，“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一年其出入该会所达47次，远超基层调研次数 。而在座某些同志——”
他环视会场，“恐怕也是那里的常客吧？”
此言引发轻微骚动，李达康毫不退让：“山水庄园表面上提供‘外语学习’，实则涉及权色交易、利益输送！祁同伟作为公安系统一把手，非但未履行监管职责，反而成为腐败温床的‘保护伞’。试问：让这样的干部分管全省政法系统，岂不是纵容黑恶势力渗透政权？”
“某些同志总强调祁同伟‘业务能力强’，那我们不妨用数据说话。”李达康分发文件，“去年京州刑事案件破案率号称提升15%，但经第三方核查，其中9%为基层单位虚构案件、重复立案 。这种‘数字政绩’与当年赵立春时代的Gdp注水有何区别？”
他转而痛陈民生问题：“祁同伟同志任内，全省信访量激增23%，尤其公安系统投诉占比达41%！上月京州农民工讨薪遭暴力驱散事件，涉事民警正是其嫡系。面对群众疾苦，他选择用警棍而非政策解决问题——这样的‘能吏’，我们要来何用？”
“当前汉东正处于政治生态重塑关键期。”李达康转向沙瑞金方向微微颔首，“沙书记到任后大力整顿吏治，若此时批准祁同伟晋升，等于向全省宣告：哭坟者上位、实干者靠边！这将对中书门下反腐倡廉部署造成严重对冲效应 。”
他进一步引申：“祁同伟背后是盘根错节的旧势力。提拔此人，无异于给腐败集团输送‘复活药剂’。我建议省委以此案为突破口，彻查公安系统与山水集团利益链条，而非让问题干部带病提拔！”
“最后，我想重申干部选拔的‘三条底线’。”李达康竖起手指，“一不看谄媚功夫，二不认圈子山头，三不信注水政绩！祁同伟同志在赵立春时期如鱼得水，在沙书记任内急不可耐——这种‘政治变色龙’本质是精致利己主义者 。”
他以陈岩石为例对比：“真正的好干部，像陈老那样退休多年仍心系群众。而祁同伟呢？他的权力欲望早已超越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如果连副省长岗位都能被此类投机分子占据，我们如何向汉东八千万百姓交代？”
高育良生气了，他瞪向李达康：“达康同志提到‘哭坟事件’，我倒想问问：组织的领导干部是否必须摒弃所有人性温度？”
高育良扶了扶眼镜，语调平缓却暗含锋芒，“祁同伟同志在赵立春同志回乡时的表现，是出于对老领导家庭变故的共情。赵老母亲去世时，祁同伟同志曾受其关怀，这份情感难道不能理解？”
他刻意将“跪拜”转化为“吊唁”：“若因干部流露私人情感就扣上‘党性沦丧’的帽子，是否意味着我们要选拔一群冷血机器？”
随即话锋一转，“达康同志在赵立春同志主政期间，不也主持过吕州月牙湖美食城项目吗？当时的环境下，谁能保证每个决策都毫无妥协？”
这一反问既模糊了祁同伟行为的性质，又将李达康拖入“历史局限性”的共犯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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