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37年抗战正面战场的主力——国军终于出场了。以下介绍一下1937年的国民党特工组织架构和规划。
在1937年初，“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尚未正式对外称作“军统”，但内部运作框架已相对完整，并在逐步向特务总局（后称军统局）过渡。
此时，上海站被视为情报系统中的重中之重，直属戴笠团队或其筹备处管辖。
为了便于对外笼统称呼，下文依然用“军统”名义指代这一情报组织，但更准确说法应是“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上海站”或“军统筹备处上海站”。
一、上海站的整体架构
1. 站长层
-任命一位具备丰富谍报经验的负责人——薛长阳，常驻上海，掌控全市线人、行动队以及情报科。
- 薛长阳直接对戴笠（或其主要副手）汇报，负责统筹反日、反共以及维持租界关系的各种策略。
2. 下属部门
- 行动组（暗杀、破坏）：主要执行定点清除、武力策反等高危险任务，往往人手精悍、机构松散。
- 情报科（侦察、监听）：负责搜集日军在沪兵力分布、关键人员行踪，也监控中共地下组织动向。
- 交通科（联络、运送）：主要负责在上海市区与外围的交通线路、经费往来、物资补给等。
- 外围关系科：对外招募零散线人、经营掩护生意并打通租界、外资行等关系网络。
3. 在1937年的主要任务
- 监控日军扩张动向，包括海军陆战队、宪兵队与大本营在沪的部署；
- 维系上海守军的情报需求：为将来可能爆发的淞沪会战做先期侦察；
- 阻击与破坏：在必要时干扰日军取得资源和经费；
- 防范中共扩大：国共尚未完全合作，军统对共产党依旧相对戒备，兼有“防范下令”。
二、何星河的特殊位置
在这样的结构里，何星河隶属“行动组”，却享有更多弹性权限。
由站长薛长阳直接指派其进驻信孚证券交易所，目标在于搜集日本暗中筹集巨额资金信息，监控日常资金流向，并在关键时刻实施破坏或策反。
1. 直属领导：薛长阳
- 何星河只对薛负责，独立性强，避免层层文书来往；
- 接头时以“代号铁砂”联络，薛通过专门联络员向他传递指示；
- 若何星河遇险，也可请站内其他组支援，但有“保密优先”原则，除非紧急不与他人分享机密。
2. 工作目标
- 掌握日军融资详情：松岛辉一郎在沪活动频繁，若在信孚收集到确凿证据，可上报至国民政府，以谋对策；
- 阻挠“汉奸”合作：倘若交易所有人与日方走得太近，何星河会想方设法动摇或策反；
- 战时破坏准备：若淞沪会战打响，而日军又疯狂利用信孚，何星河可采取直接破坏核心设备、销毁账本等极端手段。
三、日常接头方式与活动地点
为确保安全，军统上海站在1937年一般采用下列秘密接头方式：
1. 鸽笼与摊档
- 在法租界或公共租界的某些街角，会摆着卖鸽子或旧物的小摊，站内联络员装扮成小贩；
- 何星河若有要事，就去摊子旁转一圈，给出约定暗号；
联络员把消息放进鸽笼或物件里，与他暗中交换。这样显得自然，不易被日军特务盯上。
2. 咖啡馆或茶室暗号
- 军统特工常约在欧美人士经营的咖啡馆，或者老字号茶室碰头；
- 点特定口味或特定价位的饮品，就代表要传递紧急情报；
如果店伙计顺手送来一份夹了纸条的甜点，则说明上面藏有指令。
3. 租界内的巡警局或药房
- 有时军统也利用租界巡捕房中被收买的人员，或与一家药房暗通声气，做中转；
- 何星河只需在特定时刻递交一张“配药清单”，药房伙计看了便知该把机密转交站长。
何星河的活动地点则分为以下几处：
- 何星河的正式工作是在信孚交易所做安保主管；
- 平日住处相对简陋，设在租界边缘一座不起眼公寓；
- 有需要时，他会到上海站的临时据点（一般隐藏在某个书局或报社后院）领受指令；
- 上海守军的外围联络，则由站内另一专职“交通科”人员负责中转。
四、在交易所的同僚与网络
为支援何星河单线作战，上海站在信孚交易所及周边也有潜藏数名外围特工，白软软、王大力等都是其中之一。
根据苏漫漫观察，这样的人手大约有7-8人。
军统的后援系统相对比较完善，不过，他们这些外围特工间并未相互揭示身份，以免“一锅端”。
何星河作为核心，只需在关键节点把信息分解发送，保证整个网络的安全。
在这样的内部组织架构、日常接头方式以及军统筹备处的指令支撑下，何星河虽然身陷险境，却有一套后盾可依托。
他与上海站站长薛长阳等上级之间的关系相对单线，不必拖延层层审批，又能灵活处理突发事件。
但是，由于白软软、王大力他们都在交易所内部活动，尤其是他俩是一个部门的，想装傻都装不了啊，只能互相“暴露”了。
军统不太在乎特工网络细致末端的建设，大多粗放式管理，仅仅把资源投放给站长以及何星河这样的关键人物。
这也导致了每个活动小组都是各自为政，比如何星河的小组就依附他而存在。
他要暴露或是牺牲了，小组里的外围特工得不到任何保障和善后，基本上就各自隐蔽。等待新领导再来唤醒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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