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秦王李世民在中原战场全力围攻洛阳王世充之际，唐高祖李渊的目光同时投向了割据长江中游的萧铣。此间，李渊进行了一项关键的战略部署，派遣赵郡王李孝恭和李靖前往帝国的西南方向的信州地区，执行平定南方的重要任务。
到了武德四年正月初二，朝廷正式下诏将信州更名为夔州，并将其作为南征萧铣的战略基地，任命赵郡王李孝恭为夔州总管，其核心驻地应在今天的重庆奉节一带，扼守着进出四川盆地的长江三峡咽喉。
这一更名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唐高祖李渊在开国初期对全国行政区划进行大规模调整、重塑统治秩序的重要一环。早在武德四年之前，唐朝已对隋朝遗留的诸多州郡名称进行了系统性的更改，其动机或为恢复汉魏古名以示正统，或为避讳、消除前朝印记，或因地理认知变化而调整。其中，在武德元年（618年）至武德三年（620年）间，朝廷对原隋朝郡（炀帝时改州为郡）或州名进行了若干关键性改动。
比如此前改隋襄国郡为邢州， 隋襄国郡（治今河北邢台）在武德元年被改为邢州，此名承袭自北周时期的邢州，既恢复了历史称谓，也标志着对该地区控制的确立。改隋弘农郡为陕州，治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陕州之名源于西周“分陕而治”的典故，历史悠久，唐朝以此取代隋朝郡名，强化了其作为关中门户的战略地位。改隋太原郡为并州， 作为李唐起家的龙兴之地，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这一改动不仅回归了北周、北齐以来的传统州名，更凸显了该地区对唐朝的特殊重要性。改隋上党郡为潞州（治今山西长治），在武德年间（具体时间应在元年至二年间）被改为潞州，同样采用了北周时期的旧称。改隋信都郡为冀州， 隋信都郡（治今河北冀州）在武德二年（619年）被改为冀州，恢复了汉晋以来对河北中部核心区域的传统称谓。
这些更名举措，大多发生在唐朝建立的最初两三年内，是李渊政权在削平群雄的同时，致力于清除隋朝行政痕迹、构建自身统治象征体系的重要步骤。它们体现了唐朝力图恢复“州”制（取代隋炀帝的“郡”制）、并倾向于采用具有深厚历史渊源或地理标识意义名称的倾向。
然而，武德四年正月初二信州改夔州之举，则具有更鲜明的现实战略意图。它并非单纯地恢复古名（历史上该地曾名信州、夔州），而是直接服务于当时正在全力推进的统一战争，即由李孝恭和李靖主持的平定萧铣之役。朝廷选择在此时将信州更名为夔州，并将其提升为总管府驻地，正是为了强化此地作为南征大本营的军事色彩和权威性，为即将发起的三峡东进、直捣江陵的灭梁战役进行政治和军事上的双重铺垫。
因此，相较于之前对邢州、陕州、并州等地的名称调整更多体现制度性复位，信州改夔州则是一项目光锁定南方割据势力、充满进取意味的战略性命名行动，成为唐朝统一大业中一个关键性的地理坐标转换。
因此，当时李孝恭与李靖肩负的任务非常明确且重大，他们需要为消灭割据荆楚的萧铣政权进行全面的战争准备。李靖首先向身为宗室重臣的上司李孝恭献上了精心筹划的“取萧铣十策”，尽管“取萧铣十策”原文未完整流传于正史，但通过《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料对李靖平定萧铣战役全过程及其军事思想的详细记载，笔者经过分析，大概可以还原出这十条计策的核心内容与战略精髓，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环环相扣、攻心伐谋的灭梁方略：
第一策：先固根本，稳控巴蜀。 首要之策是确保作为进攻出发地的巴蜀地区绝对稳定。李靖建议李孝恭以怀柔与威慑并施之策，征召当地部族酋长子弟入幕府任职，“量才授任”以示恩宠，实则作为人质，彻底消除后方潜在叛乱风险，保障兵源、粮秣供应无虞。
第二策：大造舟舰，精练水师。 鉴于萧铣拥有强大水军且控制长江天险，李靖力主在夔州（原信州）大规模建造适应三峡航行的各类战船，并严格训练士卒水战技能。这是克服地理障碍、掌握长江控制权的物质基础，没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一切进攻计划皆为空谈。
第三策：择机而动，乘懈而击。 李靖精准预判萧铣政权的内部危机。他主张等待最佳战机——利用萧铣为防将领割据而“罢兵营农”导致江陵空虚的致命失误，以及长江秋汛（水势利于顺流东下）的有利天时，突然发起进攻。此策强调以静制动，一击必杀。
第四策：集中精锐，速战速决。 针对唐军劳师远征、后勤压力巨大的现实，李靖提出必须集中最精锐的兵力，以雷霆万钧之势直捣核心，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强调初战即决战，力求在最短时间内瘫痪萧铣的中枢。
第五策：出其不意，三峡奇袭。这是十策中最具胆略的战术核心。李靖力排众议，坚持在萧铣认为三峡水险、唐军绝不可能在汛期冒险的认知盲区，亲率轻锐舰队趁江水暴涨之机，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之势，强行突破瞿塘峡等天险，打乱萧铣的沿江防御部署。
第六策：分进合击，直捣腹心。 突破三峡后，李靖计划兵分多路：主力舰队顺流直扑萧铣都城江陵（今湖北荆州）；同时派遣精锐步骑登陆，水陆并进，扫荡长江两岸要点，切断江陵外围联系，形成合围之势，使萧铣首尾不能相顾。
第七策：先破援军，孤立江陵。 李靖预见到萧铣在江陵被围后，其散布在江南、岭南的部将（如文士弘等）必来救援。他部署在江陵外围关键要隘（如清江口）设伏，集中优势兵力先行击溃来援之敌，彻底断绝江陵守军的希望。
第八策：攻心为上，瓦解士气： 在围困江陵时，李靖严禁士卒抢掠，善待俘虏，将缴获的敌方舟舰尽数弃置江中任其飘下。此计旨在向萧铣控制区传递“援军舟船已被尽毁”的假象，制造恐慌，瓦解江南、岭南诸州抵抗意志，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第九策：善用降众，以敌制敌。 对于投降的萧铣将领和军队，李靖主张妥善安置并大胆任用其有威望者（如俘获的水军都督郑文秀）。利用他们招抚未下州县，加速瓦解梁政权残余力量，减少唐军阻力，实现“以梁人定梁地”的高效统治。
第十策：怀柔安民，速定南疆。 平定江陵后，李靖强调迅速恢复秩序，严明军纪，抚慰士民。对主动归附的萧铣旧部及南方州县官员示以宽大，尽快稳定人心，将军事胜利转化为政治上的有效控制，为唐朝迅速整合整个南方奠定基础。
这十条计策，从稳固后方、建设水军、捕捉战机、突破天险、战术展开、击溃援军、心理震慑、招抚降众到战后安抚，形成了一个逻辑严密、从宏观战略到微观战术的完整作战体系。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李靖“料敌机先”、“攻心伐谋”、“因势利导”、“速战速决”的卓越军事智慧。
而李孝恭正是依此十策，在李靖的实际指挥下，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从准备（造船练兵）到实施（突破三峡、攻克江陵、收服岭南）的全过程，仅用数月便一举消灭了雄踞南方的萧铣政权，成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上“谋定后动，一击必杀”的经典范例。十策虽佚，其神犹存。
当时，李孝恭看了李靖的“取萧铣十策”，大为佩服。
夔州总管府内，烛火摇曳，映照着铺满舆图与文卷的案几。李唐宗亲、赵郡王李孝恭眉头紧锁，目光在描绘着三峡险滩与荆楚大地的图上反复巡梭，萧铣的梁国如同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心头。对面的李靖，神色沉静如古井，将一卷墨迹未干的绢帛双手奉上：“殿下，破梁之策，卑职略有拙见，计凡十条，请殿下过目。”
李孝恭接过绢帛，起初只是带着审视宗室重臣应有的谨慎展开。然而，随着目光逐行扫过那力透纸背的字迹，他脸上的凝重渐渐被惊异取代，呼吸也不自觉地变得深沉。他时而凝神细思，时而以指节轻叩桌面，当读到“乘其罢兵营农，江陵空虚，择秋潦迅涨，顺流东下，出其不意，直捣腹心”时，他的手指猛地停在“瞿塘峡”三个字上，眼中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抬头直视李靖，惊叹道：“秋潦迅涨？瞿塘峡此时怒涛如雷，舟楫倾覆者十之八九！药师，你竟要选此等凶险之时，强行突破这天堑？！”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震惊与质疑，在他看来这简直是违背常理的疯狂之举！
李靖迎着他的目光，沉稳如山，声音不高却字字千钧，说道：“殿下明鉴，正因世人皆谓三峡洪汛乃死地，萧铣必疏于戒备。兵法云‘出其不意，攻其无备’。我以轻舟锐卒，借水势之疾，一日千里，待其察觉，我军前锋已迫近江陵城下！此险，非冒不可，亦必胜之机！”
李孝恭深吸一口气，强压下心头的震撼，继续往下看。当看到“克城之日，尽释俘囚，散舟舰于江流，示援路已绝，不战而屈江南岭南之兵”时，他忍不住击案长叹：“妙！妙啊！李药师！” 他指着这一条，眼中闪烁着兴奋与叹服，继续道：“散敌船于江，使下游州县望之胆寒，以为我尽歼其援军，不战自溃！此攻心之策，堪称神笔！不费一兵一卒而收千里之地，非深谙人心者不能为也！”
这时的赵郡王越看越是心潮澎湃，尤其读到“召巴蜀酋豪子弟，量才署职，羁縻左右，以固根本”时，更是连连点头：“此策老成谋国！既安地方豪强之心，又绝后院起火之患，后方稳固，大军方能倾力东向！” 他放下绢帛，站起身，在室内踱了几步，脸上再无半分疑虑，只剩下由衷的敬佩与决断。
只见李孝恭走到李靖李药师面前，郑重地深深一揖，赞道：“药师真乃国士无双！此十策，环环相扣，庙算千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江陵之外！” 他直起身，目光灼灼，带着不容置疑的信任与托付，道：“破萧铣，非此十策不可行！本王即刻将全策上奏朝廷。自今日起，这夔州水陆三军之筹备、调度、征战诸务…”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斩钉截铁：“本王悉数托付于你！望药师勿辞辛劳，放手施为！你我同心，必为陛下定此江南！”
烛火在李靖沉静的眼眸中跳动，他躬身还礼，声音沉稳而有力：“靖，必竭股肱之力，不负殿下重托！”
此刻的案几上，那卷凝聚着绝世将才智慧的“取萧铣十策”，在摇曳的光影下，仿佛已化为劈开三峡迷雾、直指江陵的利剑。一股破竹之势，在这夔州都督府的书房中，悄然凝聚成形。
赵郡王李孝恭随后便将这整套“十策”战略方案原封未改上奏朝廷并获得批准。朝廷随即任命李孝恭为新改名的夔州总管，赋予他统帅该地区军政事务的权力。他们的首要工作便是在夔州“大造舟舰，习水战”。这是因为萧铣控制着长江流域，拥有一支强大的水军，要击败他，唐军必须建立一支能在江河上作战的强大舰队，并训练出熟悉水战的士兵。
同时，李渊知道李孝恭虽因皇亲地位尊崇但缺乏实战经验，因此特别任命富有谋略和军事才能的李靖为行军总管兼李孝恭长史，将实际的军事指挥权全权委托给李靖。李靖到任后，则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他建议李孝恭广泛征召巴蜀地区各部族酋长的子弟，根据他们的才能授予官职，安排在总管府任职。
这一举措表面上是提拔重用地方豪强的后代，实则是将这些子弟作为“人质”，以此有效笼络和震慑巴蜀地方势力，确保大后方的稳定，并为即将发动的远征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和兵源基础。
因此，在李世民于洛阳城下与王世充（及后来增援的窦建德）进行殊死决战的同时，李孝恭和李靖正在长江上游的夔州基地，紧锣密鼓地建造战船、训练水师、稳定后方，为同年秋季发动最终歼灭萧铣的渡江战役进行着至关重要的战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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