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祚，刘宋时期的官员，以担任益州刺史期间的卓越治理成就而载入史册。益州地处西南，自古便是多民族杂居之地，地形复杂，民族关系多元，治理难度极大。在这样的环境中，徐祚凭借务实亲民的施政风格，赢得了“夷汉归心”的赞誉，成为刘宋时期地方治理的典范。
《宋书·良吏传》对徐祚的治理事迹有明确记载，其中最受称道的便是他在蜀地推行的减税政策。在当时的封建王朝，地方赋税往往名目繁多，除了国家规定的正税外，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沉重的负担如同枷锁，让百姓不堪重负，也极易引发社会矛盾。徐祚到任益州后，深入了解当地民生疾苦，深知苛捐杂税是导致百姓贫困、社会不稳的重要根源。于是，他果断着手整顿赋税制度，逐一核查当地的税目，废除了那些不合理、不必要的摊派与征收，仅保留必要的正税，大幅减轻了百姓的经济压力。
这一举措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普通民众而言，赋税的减轻意味着有更多的精力投入生产，家庭生计得以改善，生活的安定感显着提升；对地方经济而言，减负政策刺激了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商品流通逐渐活跃，蜀地原本富庶的潜力得以进一步释放；更为重要的是，在民族关系复杂的益州，减税政策打破了民族间的隔阂，让汉族与少数民族民众都感受到了治理者的善意与公平，从而真心归附，形成了“夷汉归心”的和谐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不仅得益于政策本身的合理性，更离不开徐祚推行过程中的坚定与公正——他顶住了可能来自地方豪强或利益集团的压力，确保政策不折不扣地落实到每个百姓身上。
2021年，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木牍的释读成果，为我们了解徐祚的减税政策提供了更具体的实物佐证。这批木牍作为当时的官方文书遗存，详细记录了地方行政事务，其中明确提及了徐祚颁布的“减税令”。木牍上的文字或许记载了减税的具体条款——如废除的税目名称、减税的比例、实施的范围与时间等，甚至可能包括执行过程中的监督措施。这些细节让史书中“废除苛捐杂税”的记载变得鲜活可感，印证了徐祚施政的具体与务实。
作为地方长官，徐祚没有选择通过横征暴敛来迎合上级或中饱私囊，而是始终将民生放在首位，以减轻百姓负担为施政核心。这种民本思想在封建时代尤为可贵，它不仅体现了徐祚个人的政治操守，更反映了“良吏”群体对治理本质的理解——稳定的治理源于民心的归附，而民心的归附则始于对百姓疾苦的体恤。
虽然史书对于徐祚的记载并不是非常详细，我们无法确切地了解他的整个生平经历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绩，但仅从他在益州刺史这个职位上的所作所为来看，就已经足够让他成为刘宋时期地方治理的杰出典范了。
他所推行的减税政策，无疑给当地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使得人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夷汉归心”这一治理成果更是难能可贵，这意味着他成功地协调了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让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对他心悦诚服，这种和谐共处的局面为当地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徐祚在益州刺史任上的这些举措，不仅为当时的蜀地带来了安定与繁荣，更为后世的地方官员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提供了宝贵的施政经验和借鉴。他的治理方式充分体现了古代良吏“以民为本”的理念，展示了他们在实践中所展现出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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