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朝中上下一浪高过一浪的声讨，王随等人依然悠然自得，唯独陈尧佐一人上疏请求罢免自己，赵祯虽然也认为这届宰执班底看样子是应该散架了，但他一时半会儿又不知道该让哪些人进入两府。
韩琦性子急，他直接上疏追问赵祯为何还不换人？而且他还主动给赵祯举荐了新的宰辅之臣：杜衍、孔道辅、胥偃、宋郊、范仲淹，这些都是忠正之臣，陛下觉得让他们来辅政怎么样？如若不然，王曾（他这会儿还活着）、吕夷简、蔡齐、宋绶这些人也行，这些人都是威望并重的能臣，他们都可以重回中枢掌理朝政。我的陛下，你还在犹豫什么？赶快决定吧！
公元1038年3月1日，赵祯终于痛下决心罢免了中书省的这帮老头儿：王随罢为彰信军节度使、同平章事，陈尧佐罢为淮康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兼判郑州，韩亿罢为户部侍郎，石中立罢为户部侍郎、资政殿学士。
老头儿们这回集体下课，那么谁是继任者呢？接替他们的人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赵祯的老师张士逊再度出任首相，次相更是出人意料，他就是之前把自己的侄儿赶回福建老家从而保住了自己清誉的户部侍郎、同知枢密院事章得象。章得象之前在枢密院里的搭档、同知枢密院事王鬷以及权知开封府李若谷出任参知政事，权三司使王博文、知永兴军陈执中进入枢密院同知枢密院事（之前在赵祯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自己快要死了也没进入两府的王博文这一刻终于是如愿了，但一个月后他就翘了辫子）。
看到这份任命，韩琦气得差点当场大吐血：我的老天爷呐！我没看错吧？首相竟然是张士逊？那个此前因为醉酒而耽误了杨太后丧葬大礼且如今已经七十四岁的张士逊竟然被召回京城成了首相？我的陛下，你心里在想什么？看来你俩这还真是师生情重啊！
面对煌煌圣谕，韩琦最后也只能摇头苦笑，他举荐的人一个也没上榜，赵祯的心思他还真是猜不透。
按理说，赵祯此时也不过才二十八岁，可怎么就学起了那帮老头处处都稳字当头呢？这就涉及到了赵祯的帝王心术了，我身为帝王，凭什么做事要被你们这帮官员牵着鼻子走？范仲淹、孔道辅是什么人我能不知道吗？如果让这帮人担任宰辅大臣，朝廷岂不是要吵成一团？那样一来，我的日子岂不是更难过？至于王曾和吕夷简，他俩确实是能臣，但他们刚被罢免不久，如果他们又被重新启用，那我的威信何在？那我岂不是在打自己的脸？他们岂不是会以为我没了他们就玩不转了？即便我真的想用他们，可至少还得再晾他们一阵子再说。
这就是此时大宋天子的心思。反正现在你们的要求是换宰相，我已经换了，你们总得看看别人的工作成绩再说话吧？再者说，现在大宋真的有什么天大的危机吗？哪有？天灾年年都有，别总拿这个事来吓唬我？我现在可不是三岁小孩！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再一次地单独来说到范仲淹。
范仲淹如今的历史地位和声誉并不是在他还在世的时候就有的，而是在他作古多年以后才积累而成的。也正如我们之前所言，如果不是他后来在西北戍边以及出任辅政大臣主持庆历新政，那么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不过只是又一个敢于直言的鲁宗道或孔道辅而已。
特别请各位注意，范仲淹此时此刻是个什么形象？眼下的事实就是范仲淹在此时以及在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为当朝的君王和权贵们所不喜乃至是憎恶——是的，这里面也包括了皇帝赵祯。
原因何在？因为这时候的范仲淹在权贵们的眼里远不是什么仁德宽厚之人，而是一个处处较真的人，是一个动辄就挥舞礼法大旗对他人进行口诛笔伐的人，是如厉鬼一般地存在的人。宽厚——这一点正是之前的范仲淹所极度缺乏的人格特质，而赵祯之所以对他的印象由好变坏则是因为范仲淹犯了让所有君王都不能容忍的大忌——结党，而且他还是“党魁”。
诚然，所谓的君子党并不是范仲淹主动去拉伙的，他也没有想过要做什么精神导师和党魁，可他身边的那些年轻的追随者和崇拜者在之前所发起的针对朝廷顶级权贵的批判浪潮让“结党”这种罪名变成了不可辩驳的事实。在范仲淹被贬之后，这些人再又群起而为他在赵祯面前犯颜抗辩更是让“结党”成了板上钉钉的事。
倘若赵祯这时候真的任用被那些年轻士大夫所敬仰的范仲淹出任宰辅大臣，那后果将会是什么？后果就是这些人将紧密地团结在范仲淹同志的周围，而不是他皇帝赵祯同志的周围。在这之后便是他们激情澎湃地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对大宋权力机构和政治体系进行一番重新的打磨和构建，这岂能是身为皇帝的赵祯所乐于见到的局面？
此外，这时候的范仲淹尽管正在经历个人修行和心灵上的蜕变，他正在进化为“圣人”，可他的这种进化和蜕变并不为任何外人所知，只有他自己知道。他这时候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像极了几百年后的那个让所有官僚都唯恐避之不及的大明第一正臣海瑞，他是一个时刻都挥舞着道德和君子这两面大旗怼天怼地的主儿。关键的问题在于，范仲淹本人也真的是让人挑不出什么道德层面上的毛病，他几乎就是道德的化身，试问这样的人谁敢靠近？
这样的人别说是身上有道德瑕疵的人，就算是韩琦和欧阳修这种视范仲淹为精神偶像的人都不敢与他共事。为啥？他范仲淹除了不够宽厚外基本上已经在思想理论和个人实际操守上面是个完美的圣人了，可你欧阳修和韩琦之流这时候就只是一个嘴上和笔头上的“圣人”，这样的人才是范仲淹最为憎恶的——因为你们这种年轻人的身上就有很多的臭毛病，你们是表里不一、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啊！
范仲淹为什么没有变成海瑞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海瑞终其一生都在严于律己且严于律他，而范仲淹在悟道之后虽然一如既往地严于律己，但在后来他学会了如何宽以待人，这正是他们二人最大的不同。
这时候正在润州为官的范仲淹当然不会拿着个大喇叭向世人宣布他已经在精神世界上完成了蜕变，更不会向别人郑重宣布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个喷子了。他的蜕变只是在他的心里默默地发生着，他已经立志于去做一个为国家和百姓谋实惠的实干家，而非一个硬要在某个人或某件事情上非要论个黑白善恶的死硬分子——也就是终其所为都只为给自己博取声名而已，即所谓的“为名”。遗憾的是，在范仲淹通过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这一点之前，他还得继续背负和承受“结党”这一恶名。
史书明白无误地记载着一件事，那就是在张士逊和章得象这一届宰相班子成立半年之后，仁宗皇帝赵祯特意下诏告诫百官不得结党且要以范仲淹为反面典型。赵祯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朝中有很多年轻的士大夫再一次争相为范仲淹的遭遇鸣不平，这些立志于做君子且自以为自己就是君子的士大夫动不动就将自己所厌恶的人扣上一顶“小人”的高帽子并欲除之而后快，单单只是这些也就算了，可他们还不时地为他们的精神导师范仲淹鸣冤，这就让赵祯变得极度的敏感。
这些在官场上明显还欠缺历练的年轻人不会想到他们这样做非但无益于改善范仲淹当前的处境，反而还将范仲淹推向了更深的泥潭。有鉴于此，赵祯这才特意下诏朝中官员一律不得擅结朋党，更不得以君子和小人之分对某人群起而攻之。在这份训诫诏书里，赵祯还特意解释和强调了他当初之所以罢免范仲淹的真正原因：范仲淹被贬出京并不是因为他对前宰相吕夷简的攻讦，而是因为他私下里秘密请奏赵祯立自己的皇侄为储君。
这也就是说，赵祯是在向这些人解释，范仲淹当初之所以被贬出京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在妄议储君：我赵祯现在三十岁还不到，你范仲淹怎么就知道我不能在今后生出儿子来？你让我现在立皇侄为储君，你是觉得我活不久还是在诅咒我这辈子没有儿子命？要是我以后有了亲儿子，那这个储君是不是又要被废掉？你这不是在瞎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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