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年会试在民间所引发的巨大舆论声势，同时也是为了平息学子们心中的怨愤，赵祯为此而不得不狠下心来对自己人下了一次狠手。等到次年的殿试，赵祯提前给考官们打了招呼要他们刻意压制陈韩两家的子弟以及他们两家各自的门生，其具体的措施就是——“皆勿考”。赵祯这当然不是说要剥夺这些人的殿试资格，而是说不管这些人是否有真才实学，也不管他们考的有多好，总之他们的考卷都不看，反正到了最后随便给他们排个比较靠后的名次就行了。
什么叫不公？这才叫不公！
这样做所导致的结果就是礼部会试的第一名、陈尧佐的门生范镇成了最大的受害者。当赵祯这道密令下发之后就有官员对赵祯说了，这个范镇是真的很有才，陛下你这样做对他实在是很不公平，赵祯转而一想，那就把他单独对待。可是，即便如此，范镇最后却也只是二甲第七十九名。这也开了一个先例，此前的礼部会试第一名基本上都是位列一甲前三，欧阳修当年就是礼部的会试第一，而他在殿试唱名（公布进士排名）的时候却没能位列一甲前三，欧阳修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随即抗声自陈：“我是礼部会试第一，你们这是要干啥？还要把我排到多少名之后？”
结果，欧阳修最后位列二甲第十四名，这当然是一个很不错的名次。不过，同样身为礼部会试第一名的范镇这一次却始终都一言不发，直到考官在二甲第七十九名的时候喊了他的名字才默默地上殿谢恩。
有人说范镇这是气度非凡，但实则还不是因为受迫于此次舆论的影响。说到底，范镇这次是被自己的老师陈尧佐给“连累”了，但其实也是被我们这个社会上有时候显得很扭曲和脑残的群众舆论给绑架了。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一个内心本如明镜的人在大白天里被迫像个贼一样地惶惶而行，而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非只有此时的这一个单例。
在这起事件里，知枢密院事章得象表现得尤为”高风亮节”。为了不被人在背后说闲话，他让章仲昌放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来的这次殿试机会，他直接让章仲昌在会试的结果出来之后就回归本乡。你们不是说我章得象徇私吗？不是说章仲昌是靠了我的关系才考中的吗？那我让他直接回老家当老百姓行不行？我就让你们看看我到底是不是徇私之人。
经章得象奏请，章仲昌终于是“荣归”三千里之外的故里泉州。对此，我们在这里也只能给不久之后的这位宰相大人说一句——够狠！
流言猛如虎，诚如斯言！
我们以上这些是在说什么？我们又为什么要说这些？因为只有通过这些事我们才能清楚地看到此时掌管宋朝政务的中书省大佬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以及宋朝此时的官场和民间风气是个什么样子。事实上，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所谓上行下效以及上梁不正下梁歪，宋朝的这一届顶级官场的大佬们在年轻的时候无一不是一方能吏和干吏，是实打实的敢于做事、勇于做事且能做事的好官，但此时已经步入晚年的他们早已是今夕不同往日。这些老大爷们看不到宋朝所面临的危机，个人也不再锐意进取，顺带着也让整个国家跟着他们一起躺平享受人生。宋朝由此是彻底地变得烟火气息十足，大家都在围绕着荣华富贵和功名利禄往来追逐，或是紧盯着某个八卦消息尽情地吃瓜。
好了，那我们就索性一起来吃瓜，吃权贵们的瓜。
以这时候中书省的几位宰执大臣为例，他们是在公元1037年5月上任履职，但他们在次年的公元1038年3月就被集体罢职，前后连一年时间都没能坚持住。之所以会这样有三个原因，首先就是自作孽，其次就是天时没有眷顾他们，其三便是宋朝此时的喷子和言官实在是火力太猛，这些老臣们很快就将切身体会到什么叫做后生可畏。
先说这个自作孽。王随做了宰相之后，如何理政他不怎么上心，他的心思都用在了如何延年益寿和求佛问道上面，其次就是怎么给自己的儿子和亲戚们尽可能地谋福利。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如果能够泽被后世子孙那显然是件无上光荣的事，而他王随现在终于能够做到这些了，他家中的子侄们也就此无一“幸免”地被他给照顾了一遍。
反观自己的正事，身为宰相的王随要么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要么就是直接告病在家，他只需要每隔几天去皇帝面前打个卡证明自己还健在就行了。总之，宰相本是身系国家发展和安危重担的要职，他王随却把这视为享乐和为子孙谋取福利的工具。再说得极端一点儿，他享受着一个宰相应有以及额外的待遇和福利，但从不干宰相该干的活儿。
陈尧佐在个人私德上来说远比王随要高，但他也没能免俗，具体的事就是他不按套路出牌越级提拔了他的另一个儿子陈述古。这位陈家公子本是管理皇家库房左藏库的，但陈尧佐未经儿子上级部门的推荐就利用宰相的职权擅自给自己的儿子升了官，让他去做了“三门白波发运使”，也就是一个掌管京城某地段漕运的官。这事看起来好像不大，但只要有御史就此事参劾他，那他绝对难逃被罢官的命运。
另一位中书省的大佬、参知政事韩亿在这方面更是有点“恬不知耻”的味道。韩亿有一群儿子，这里面包括后来先后出任过宋朝宰相的韩绛、韩维和韩缜，但龙生九子总是有差别的，韩亿的其他几个儿子未必能够像这三个儿子一样才能出众。于是，韩亿就在赵祯面前给自己的次子韩综求了一个官（这事属于参知政事应该享有的一项福利待遇），可不久之后他又请求把这个官改授给自己的长子韩纲。至于原因，这个无从考证和猜测，我也不想在此胡编乱造——乱说话是要被天打雷劈的。
以上这些官场上的内部消息经过传播之后便在京师被炒得是沸沸扬扬，就如那首诗一般任人取乐玩笑，但也为他们本人招来了无数的谩骂和指责，但这一切也只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封妻荫子是每个有责任感的男人共同的梦想，而当他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相信没人会拒绝这样去做——即使是世间最严厉的那些父母，比如说那些口中宣称一分钱的遗产都不会留给子女的人，可他们真的做到了吗？可能吗？那些隐形的资产或不动产以及无形的人脉关系网难道就不算资产吗？
不过，这些事其实都是人性使然，这里也没有必要对这些官老爷们太过苛责，毕竟他们也是凡夫俗子。但是别忘了，宋朝可是号称礼仪之邦，官员们更是在表面上必须都是道德君子，如此明目张胆地为自己和家人捞好处怎可称得上是百官表率和道德君子？倘若宋朝从上至下都是这种表面君子实则小人的伪君子，那宋朝头上的这个“礼仪之邦”岂不是个天大的笑话？
说来也是这些宰执大臣这一年点背走霉运。
这年的十二月，宋朝的河东地区发生了一场超级地震，祸及忻、代、并三州，这场地震造成大量的民舍倒塌，民众死伤无数，各种财产损失更是难以统计。其中，忻州死亡一万九千七百四十二人，伤五千六百五十五人，各类牲口死亡五万余头；代州死亡七百五十九人；并州死亡一千八百九十人。在这些因为地震而直接造成的死者当中有许多人还是政府官员，比如忻州知州祖百世、都监王文恭、监押高继芳、石铃关监押李昊等地方的军政大员皆是直接当场殒命于此次地震。这还没完，紧接着又是各地余震不断，期间还伴随着火山喷发和地裂泉涌，无数的灾民因此而流离失所继而饥餐露宿于荒郊野林之间。
出了这种事，赵祯自然是焦头烂额，他紧急命人前往当地赈灾并组织人力开展灾后重建，可这边正忙得不可开交，京师开封府的地界上也发生了地震，虽然规模不及河东，但这也足以让赵祯感到抓狂不已。
所谓天人感应，宋朝发生了这种事让那些年轻的士大夫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国政指定有失，所以上天才降下灾祸来惩罚或是警示宋朝，那么最该为此而承担责任的人自然就是中书省里的那帮宰执大臣。
我们之前也反复说过，在中国古代，别说是如此规模的地震，就算是来个旱灾、水灾或火灾都会让宰相这类级别的人不寒而栗，因此而被罢相或主动请求辞职的人更是比比皆是，搞不好连皇帝本人都得下罪己诏。赵祯的应对办法除了尽人事外，他还在宫中以及京城各地的佛寺道观进行各种祈福活动，希望上苍能够保佑宋朝风调雨顺不再降灾祸于人间。
看到赵祯竟然是这种反应，这时候的韩琦终于是忍不住了。他认为赵祯的这些行为根本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他趁此时机给赵祯上疏。韩琦很是委婉地提醒赵祯不该去拜什么神，而是应该修德并重组朝廷的中枢机构，而且因为此次地震是发生在边关地带，所以整修山西一带的边备防务更是片刻不能耽误。
直史馆叶清臣紧跟韩琦的步伐，但他说的却是另外一码事。他在给赵祯的奏疏里所提到的是开封府的地震。叶清臣直言这次地震的原因是因为赵祯之前贬黜了范仲淹和尹珠、余靖等君子党成员，这些人不过就是上疏直言朝政阙失却因言获罪，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所以，陛下你应该自己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你要允许官员们张开大嘴畅所欲言且不能处罚他们（实际上也就是不能处罚敢于再次替范仲淹等人说情的他），然后上天自然会给宋朝降下福报。
请恕我直言，叶清臣此人为官一生虽然堪称一代正臣，他说这些话或许也没多少私心，但他这番理论纯属借题发挥，纯属扯淡，但赵祯竟然就真的顺从了他。有鉴于此，范仲淹由此从饶州被调往润州担任知州，余靖去了泰州做监税，夷陵县令欧阳修则被调往光化军担任乾德县令。他们的官职大小基本上没变，但工作环境却是从小旅馆变成了星级酒店，他们前去赴任的这些地方再不是什么穷山恶水的不毛之地。
尽管如此，韩琦仍然是郁闷得发疯。叶清臣直截了当地以事论人，而他韩琦说话太过委婉，赵祯似乎根本没听懂他在说什么，或者干脆就是在装蒜。郁闷之余，韩琦也是暗自咬牙：看来下一次上疏我还得跟叶清臣好好学习一下，看我到时候怎么把中书省里的那帮老头给掀翻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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