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古人开口闭口所常谈到的“天人合一”之说，宋朝中央政府在收回并执行了“死刑最终判决权”这么一项善政之后是不是就应该天降福泽和祥瑞呢？很遗憾，宋朝在这一年里并没有被上苍所垂爱，反而是各种风不调雨不顺。
首先是福建和蜀川的诸多州县在这一年里连发大洪水，百姓由此而损失惨重，紧接着就是一场几乎波及全国的大范围强降雨天气。一时间，中原和江淮大部分地区洪涝成灾，京城开封及周边州县更是遭遇罕见的强对流天气，风雨雷电发疯一般地肆虐大地，京城之地更是水深达数尺，帝都居民的房屋倒塌无数，因此而溺死者达数百人之众。极端天气之下，身为皇帝的赵祯都不得不赶紧往皇宫里地势最高的正殿跑，他还为此而下令裁减自己的膳食标准以答这场所谓的“天谴”。
暴雨成灾之下，赵祯也被吓着了，他像他爷爷赵光义那样向宰辅大臣问道：“这老天爷老是这么下雨，是不是因为朕的德行有亏啊？”
王曾等人当然不敢正面回答，他们只能把责任全都揽在自己的身上，说是自己才德低下不堪配位才引来了上天的怒气。你赵祯只是个还没亲政的少年，如今的宋朝是你老妈刘娥说了算，就算德行有亏也是你那位母后的责任，干你何事？但是，这些话只能藏在这帮老头儿的心里，而这口锅也只能由他们这些当臣子的人来背。于是，王曾等人请求以此罢免他们的官职以答天谴，赵祯随即予以驳回（其实是刘娥驳回，但史书里就得说是赵祯）。
有鉴于灾情严重，宋朝随即下诏各地官府组织人力展开抗灾行动，同时还下诏：降天下囚罪一等，流放罪以下的犯人全部赦免，全国各地因水灾而有农田被淹没者全部免除田租。
这世间滔天的洪水纵然可怕和无情，但还有比这更可怕和无情的——海潮。很不幸的是，这一年被雨水给弄得焦头烂额的宋朝同样也被海潮给祸害得不浅。大宋的海岸线无限漫长，每次遇到海水涨潮便是当地沿海居民的受难之时，这种灾祸无论是对当地以种地为业的农民还是对于以煮盐为生的盐户来说都是苦不堪言。
正所谓疾风知劲草，唯有险难方能让真正的人杰脱颖而出，那位之前已经在我们的故事里登台亮相的北宋名臣这时候终于要再次出场了——范仲淹。
此时的范仲淹距离其考中进士已经过去了十一年，按理说他是不是至少也得是个知州一级的官员呢？想想当年的吕蒙正和张齐贤，他们俩在进士及第仅仅六年之后就位居两府高官之列，可范仲淹没有这个好命，他既不是状元，也不是早在科考前就已经在皇帝那里如雷贯耳的狂生，这时候的范仲淹其担负的官职说出来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极度的震惊——兴化县县令（今江苏兴化市）。参考与他同科中榜的状元郎蔡齐，人家现在已经是翰林学士了，转眼间就可荣登两府，可范仲淹却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不过，这也没办法，你当初的一个位列几十名之外的进士怎么能和头名的状元郎相提并论呢？
当然，这其实并不是说范仲淹这十余年来在官场混得特别差劲，他在这之前的官职是西溪县（今江苏东台）的盐仓监，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当地海盐的贮运和销售，用官场的话来讲就是“此乃一肥差耳”。那么，范仲淹为何会官越做越小呢？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这个兴化县令其实是朝廷火线给他派来的一个“差遣”。
范仲淹此时所处的泰州（今江苏泰州）濒临黄海，这里以及附近好些个州县的百姓都是以煮海盐为生的盐户，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在享受大自然的实惠之时也得承受它随时可能带给你的灾祸，具体到这些盐户身上就是每年不定时爆发的海潮，按今天的说法就是台风。不止是盐户，沿海地带的农民同样也是对海潮淹没农田摧毁房屋而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
为了抵御海潮的侵袭，早在唐代时泰州附近就曾修建过一道用来抵挡海潮的堤坝，但这玩意儿因为后来的战乱以及年久失修已经成了一个毫不起作用的摆设。于是乎，虽然宋朝已经建立六十多年了，但也没有谁奏请朝廷重修扞海大堤，当地百姓也只能年复一年地重复悲剧。原因呢？因为这个扞海大堤可是一项超级工程，堪比在海岸线上修建长城。
这个说法其实一点也不夸张，修一道能够将沿海的主要产盐区和农业区都围在里面的大堤本就是一项超级工程，而且这个大堤还得扛得住台风和海潮的合力施暴，那么它的高度、宽度和厚度就是惊人的，这需要太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以及很长的施工时间。如果不是太平盛世，这工程休想完成，但范仲淹正好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太平盛世”。
有鉴于此，范仲淹便给自己的上司江淮漕运副使张纶建言要重修扞海大堤，张纶再又上报朝廷。最后，这项工程得到批复，而具体负责这项工程的正是范仲淹，于是他这便有了这个兴化县令的职务。但是，这项工程刚一批复下来就有很多人表示反对，理由是这个大堤一旦修建起来虽然能够挡住海水，但如果遇到水灾，那么这里面水又怎么排出去呢？那样一来岂不是又要经受洪涝的危害？面对一片质疑和反对，张纶以“海潮之患远胜于洪涝之灾”为由坚决支持范仲淹修建大堤，至于洪涝之患，张纶认为只要疏通现有的河道自可解决。
人为的阻力被排除了，但自然的阻力却随之而来。泰州的扞海大堤从公元1024年开始修筑，但在次年的冬天一场大雨雪突袭而来，随即又是一场台风狂虐而至。台风来临时，当时正在施工现场的民夫可就倒了血霉，有一百多名民夫当场暴毙，而远未建成的大堤更是惨遭摧残变成了一道残垣断壁。
一时间舆情汹汹，反对者的声音再次甚嚣尘上，当地官员直接将此事呈报给朝廷，直言大堤实乃耗费民脂民膏之物，不可重筑。刘娥派出亲信太监亲自前往查勘，大有要停建之意，同时她还下令淮南转运使胡令仪与范仲淹对当前的局面以及未来的计划做出一个情况说明。
就在这个项目兴废的关键时刻，胡令仪与张纶一样选择坚定地站在范仲淹这边。困难是暂时的，但利好却是长久的，这扞海大堤无论如何都是利远大于弊，所以这个项目不能停建，反而要加大投入继续修造。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工程又遇到了麻烦，范仲淹的母亲过世了，按制他必须得放下一切公务回去守丧。在古代，只要是父母过世了，哪怕你是宰相都得回去丁忧守丧，更何况你范仲淹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呢？
这种局面之下，张纶前后三次向朝廷主动请缨由他来接替范仲淹出任此项目的总负责人。刘娥旋即任命张纶为泰州知州，由其负责该工程的后续施工。
在这之后，大的幺蛾子总算是没有再飞出来。公元1028年春，这道前后历时四年、由范仲淹和张纶接力完成的扞海大堤终于是修建完毕。它北起今天的江苏大丰县，南至江苏如东县，全长七十余公里，这道大堤其底部宽约九米，顶部宽三米，高度则是达到了五米有余。自此之后的近百余年间，由这道大堤所守护的千里沃野终于是再无海潮倒灌之灾，当地百姓也是由此而受益匪浅。
为了表示对张纶的感激，当地民众联名请求朝廷为张纶建造生祠。这个生祠就是一个人还没死但却要为他建造祠堂，唯有对国家和百姓有大恩的官员才能经过朝廷批复后获得这种待遇，而也是凭借此项政绩工程，张纶和胡令仪分别被朝廷下令加官。
说到这里，我们现在就要说点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不是那么顺耳的话了。
纵观整个扞海大堤的修建过程，范仲淹是首倡者，前期也是他在负责项目施工，后期则是由张纶全面接手。但是，最后开表彰大会的时候却没有范仲淹的份儿，因为他这时候还处在为期三年的守丧期间。然而，这其实不过只是一种好听的说辞而已，你范仲淹当时只是一个小县令，而谁都知道这种事在最后论功行赏的时候肯定是大领导获利最多，张纶和胡令仪两人一个是市长级的知州，一个是省部级的转运使，你范仲淹一个小县令怎么可能居于头功？况且张纶也是亲上一线，当地的那些乡绅土豪们就算要拍马屁也是先拍身为知州的张纶，你范仲淹根本上不了桌面。
以上这些就是当时的现状。可是，剧情为什么会在后来以及后世出现反转呢？以至于当初单独给张纶立的生祠为何后来又在当地的一众乡绅和富商的捣鼓下变成了由范仲淹、胡令仪和张纶三人共存的“三贤祠”呢？
如今我们在提到范仲淹的时候总是会对他的“泰州治堰”津津乐道，这被视为他为官生涯的一大超级政绩工程，而我们对张纶和胡令仪则知之甚少，甚至压根就不知道有这么两个人，这又是为什么呢？有个问题就是：如果范仲淹后来不是成为了北宋的参知政事、文学家和军事家，成为了北宋的一代名臣和道德君子的楷模，那么如今我们所提到的这道被后人命名为“范公堤”的大坝还会是这个名字吗？它会不会被称作是“张公堤”呢？
这就是真相。在当时，人们把主要的功劳记在了张纶和胡令仪的身上，范仲淹最多能得一块铜牌。可是，在范仲淹的官越做越大最后成了宋朝的宰辅重臣后，这一切就开始反转了，剧本也开始被改写了，范仲淹的铜牌也变成了金牌，而随着后世近千年来对范仲淹的持续尊崇，范仲淹脖子上的这块金牌所发出的金光直接就将张纶和胡令仪给背景虚化了。
对于某些范仲淹的超级铁杆粉丝而言，这些话或许不那么好听，但这是事实。这也是人性使然，只要你今后有了大出息，哪怕你曾经顽劣成性也会被人说成是天赋异禀甚至是被传为美谈，更何况范仲淹在这其中本就有“首倡之功”。
后来的历史会证明，范仲淹的这次治海甚至是他母亲中途的离世都是他人生的巨大转折点，因为正是在他丁忧期间，他结识了被外放至南京应天府担任南京留守的前枢密副使晏殊。可以说，如果没有晏殊后来的举荐就不会有他后来的范仲淹。那么，晏殊同志又是因为什么原因惹得刘娥大动肝火进而将他贬到了南京应天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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