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深冬，西伯利亚，泰加林深处。
帝国的经济脉搏在奉天微弱地失调，墨士兰的烽火在远方燃烧，而在帝国版图最北端、最辽阔、也最寒冷的西伯利亚，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挣扎，正在无声而残酷地进行着。
这里是被誉为“帝国宝库”的土地，地下埋藏着无尽的煤炭、石油、黄金、木材。
然而，开采这些财富的，并非自愿的拓荒者，而是一群被帝国机器判定为“无用者”、“麻烦制造者”或“需要改造者”的流放者。
寒风呼啸，卷起地面的粉雪，能见度时常不足数米。
气温长期徘徊在零下三十度乃至四十度。
在这片仿佛被上帝遗忘的白色荒漠边缘，矗立着一座座简陋、阴森的木制或半地下的营房。
这就是“帝国资源开发总公司”下属的“劳动管理营”。
安德烈·伊万诺夫，曾是圣彼得堡一位颇有才华的工程师，只因在一次技术会议上质疑了炎国“顾问”提出的一项不切实际的工程方案，并坚持认为应采用更符合当地条件的设计，便被冠以“破坏帝国建设”、“蓄意拖延工期”的罪名，经过一场十分钟的简易审判，便被扔上了通往东方的闷罐列车。
此刻，他裹着根本无法抵御严寒的破旧棉袄，脚上的毡靴已经湿透结冰，和其他几十名面容枯槁、眼神麻木的流放者一起，在监工（多是凶悍的樱花国仆从军或被“提拔”的流放者工头）的呵斥和皮鞭下，艰难地挥舞着铁镐，开采着冻得比石头还硬的煤层。
“快！快！懒猪！今天的定额完不成，谁都别想吃饭！”
工头粗野的吼声淹没在风声中，但皮鞭抽打在肉体上的声音却异常清晰。
没有人反抗，甚至很少有人抬头。长期的饥饿、劳累和严寒，已经磨灭了他们大部分人的意志。
他们只是机械地重复着动作，像一群行尸走肉。
每天都有尸体被从营房里抬出，直接扔进积雪覆盖的深坑，等到开春再统一处理。
安德烈的手指早已布满冻疮，失去了知觉。
他靠着脑海中残存的数学公式和妻女的模糊面容支撑着自己。
他曾试图利用自己的知识改善开采方法，以减少无谓的伤亡，却立刻被工头斥为“别有用心的破坏”，招来一顿毒打。
休息的哨声短暂响起（如果这能被称作休息的话）。
流放者们挤在背风的雪窝里，分食着一点冰冷僵硬的黑面包和稀薄的菜汤。一个年轻的鞑靴人男孩，因为偷偷藏了一小块准备晚上吃的面包，被监工发现，当场被吊起来鞭打至昏厥。
安德烈闭上眼，扭过头去。
他不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景，但每一次，都感觉自己的灵魂又死掉一部分。
夜晚，是比白天更难熬的折磨。
拥挤、肮脏、充斥着汗臭和病气的营房里，鼾声、咳嗽声、梦呓声和压抑的哭泣声交织。
跳蚤和虱子肆无忌惮地啃咬着人们早已不堪重负的身体。
安德烈借着通风口透进的微弱月光，偷偷用捡来的炭笔，在一块勉强找到的平整木片上，记录着什么。
不是日记，而是他观察到的一些数据：每日开采量、消耗的工具、倒下的同伴人数、监工换岗的规律、运输车队到来的时间……这是他作为一个工程师最后的职业习惯，也是一种无望的抗争——记录下这残酷的真相。
“记这些有什么用，安德烈？”
他旁边铺位的一个老矿工，曾是沙俄时代的政治犯，现在又成了炎国的流放者，声音嘶哑地问，“没人会看到的。我们都会烂在这里，像木头一样。”
“总会有人看到的。”
安德烈低声说，更像是在说服自己。
“也许……也许有一天……”
“一天？”
老矿工发出一声嗤笑，随即变成剧烈的咳嗽。
“别做梦了。这里是西伯利亚，帝国的垃圾场。他们把我们扔进来，就没指望我们出去。
我们挖出的煤和矿，点亮的是奉天的霓虹，温暖的是炎国老爷们的豪宅，和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营房外，寒风卷着雪粒，疯狂抽打着木墙，发出鬼哭狼嚎般的声响。
远处森林里，隐约传来西伯利亚狼的嗥叫，与营区内巡逻的狼犬吠声遥相呼应。
在这片被冰雪覆盖的广阔土地上，散布着无数个这样的劳动营。
里面不仅有像安德烈这样的“正治犯”，还有战争俘虏、不愿屈服的部落民、“不合作”的知识分子、甚至只是运气不好撞上“拂晓”行动的普通百姓。
他们是帝国“繁荣”背后最黑暗的代价，是虎币光芒下最深的阴影。
他们的血肉和灵魂，正在被无声地碾碎，填入帝国贪婪的熔炉之中。
安德烈将木片小心翼翼藏好，蜷缩起身体，试图获取一点微不足道的温暖。
他的目光透过通风口的缝隙，望向外面无尽的黑夜和飞雪。
希望渺茫得如同寒夜里的星辰。 但只要记录还在，只要还有人不肯彻底麻木，这片白色地狱里，就依然埋藏着未被完全冻结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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