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后,一份由市委办公厅签发的通知悄然下发:即日起,启动跨部门民间史料协作项目试点,首批移交工作将于本周五举行。
通知末尾附有一行不起眼的小字:
“请相关单位提前准备数字化成果展示材料。”
没有人注意到,这份文件的打印编号,正是“丙字017”。
陈国栋站在市档案馆会议厅中央,灯光打在他略显苍老却异常挺拔的身影上。
台下坐着来自文化局、教育局、民政局的代表,还有几位穿着素色衬衫的民间史学家。
空气里浮动着一种微妙的紧绷——像一根拉到极限却尚未断裂的弦。
他翻开讲稿,目光却没有落在纸上。
“各位,”他的声音不高,却穿透了整个会场,“今天移交的不是数据,不是文件,而是一段被折叠的时间。”他顿了顿,指尖轻点身侧投影幕布上的目录清单,“这些材料中,有学生作文、工人日记、社区公告、街头录音……它们曾被视为‘冗余信息’,归档即封存。但从今日起,所有捐赠史料将向公众全面开放,不予审查。”
话音落下,掌声零星响起,随即扩散成一片。
几名年轻学者激动地交换眼神,仿佛听见了某种久违的信号。
但角落里,一名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子冷笑出声,低声对身旁人道:“又是作秀?等风头过去,还不是一纸禁令?”那人未应,只默默合上了笔记本。
仪式结束,人群陆续散去。
走廊尽头,一名刚入职不久的年轻公务员追上陈国栋,语气犹豫:“陈主任……您刚才那句话,真的没问题吗?万一上面追责……”
陈国栋停下脚步,没有回头。
窗外秋深,梧桐叶正一片片飘落,打着旋儿贴在玻璃上,又悄然滑下。
“二十年前我烧了一份名单,”他终于开口,声音低得几乎融进风里,“整整三十七个名字,全在雨夜里化成了灰。我以为那是保全大局,结果呢?他们变成了沉默的窟窿,一代代人绕着走。”他缓缓转身,目光平静如井水,“今天我把那些灰烬铺成了路。若这叫犯错,我认。”
青年怔住,嘴唇动了动,终究没再说话。
当晚,陈国栋独自坐在书房灯下。
旧书架旁堆着几个整理好的纸箱,其中一只牛皮纸袋格外显眼——他曾用它装过私人笔记、会议纪要,甚至藏过一封不敢寄出的检讨信。
如今,他仔细将袋子洗净、晾干,放入崭新的无酸档案盒中,在标签纸上工整写下:
“记忆修复工程·第一号容器”
笔尖微顿,他在下方补了一行小字:
丙字017,编号重生。
与此同时,医学院实验楼三层的心理评估室,郑其安摘下耳机,闭目良久。
他刚刚完成一份青少年创伤表达模式的交叉分析。
样本来自全市十二所中学的匿名问卷,大多数内容是学业压力、家庭矛盾,可就在即将提交报告时,一条记录让他脊背发凉。
那是一名初中生的回答:
“我家住在守灯广场旁边,妈妈说以前碑上贴过东西,现在不用贴了,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个小喇叭。”
更令人震颤的是附图——一张手绘的家庭关系网络。
祖父的位置标注着“李达成同事”,旁边一行稚嫩笔迹:
“他教我写字时,总把‘记’字多写一横,说是提醒。”
郑其安猛地睁开眼。
这个细节,他在某份残缺口述史里见过。
当年码头工会秘密传递信息,常用错字作为暗记。
“记”字多一横,正是“不可忘”的代号。
他拿起手机,拨通张婉清的号码。
“你说会不会有一天,忘记反而需要刻意努力?”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随即传来一声轻笑,带着疲惫与清醒交织的意味:
“已经在了。”
窗外夜色沉沉,城市灯火如星子洒落。
而在城南边缘,一辆公交缓缓停靠在守灯广场站。
车门开启,一道身影走下台阶,抬头望向广场中央那盏常年不灭的老式路灯。
他穿着志愿者马甲,胸前别着空白名牌。
风吹起他的衣角,也吹动了远处树梢上一张未曾撕尽的旧告示残页——
字迹模糊,唯有一角编号隐约可见。
像是一种回响,又像是一次重逢。
守灯广场的清晨,风比往常更静。
周影站在人群边缘,穿着最普通的志愿者马甲,胸前名牌空白如初。
他没说话,也没看谁,只是低头接过一株紫藤幼苗,根系裹着湿润的泥团,像一颗沉睡的心脏。
植树区划在广场西北角,恰好覆盖当年石碑基座的投影范围——那块地早已无迹可寻,连水泥地坪都翻新过三次。
但周影知道,有些东西从不需要标记。
它埋得深,却从未死去。
他蹲下身,动作缓慢而稳定,用铲子挖开土壤。
土质松软,带着昨夜雨水浸润后的微腥。
就在他将树苗放入坑中、指尖拂过根部时,触感忽然一滞。
硬物。
他不动声色,指腹轻轻摩挲那截露出的边角——陶瓷质地,边缘锐利,表面覆着薄层腐殖质。
是那片刻有名单残段的瓷片,早年被他亲手封入地下,用防水釉层包裹,埋于三尺之下,原计划由时间与自然完成唤醒。
没想到,是根系先找到了它。
树根沿着瓷片边缘缠绕生长,仿佛本能地感知到了某种重量。
它不是破坏,而是承托。
周影静静看着那微露的一角编号,“丙字”二字隐约可见,其余被泥土遮掩。
他没有取出,也没有惊动任何人,只是轻轻将土回填,压实,让瓷片再度隐没于黑暗。
登记卡递来时,他握笔的手稳如磐石。
“植物编号Zt09,生长周期预计十五年。”他写下,字迹工整如档案文书。
旁边工作人员随口问:“为什么是十五年?”
他抬眼望了望天光,紫藤尚未展叶,枝条纤细,却已指向天空。
“因为有些记忆,要等一代人长大才能真正被听见。”他说完,转身去取下一株树苗,背影融进晨雾里。
没人注意到,他在离树两米处悄悄钉下一根不起眼的铜桩,极细,漆成褐色,顶端刻着一个极小的“影”字。
若未来有人勘探,会发现这根桩正对老路灯的常年投影终点——那是二十年前李达成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的位置。
同一天下午,城西老宅。
廖志宗躺在竹椅上,脸色灰白,呼吸短促。
氧气管插在鼻腔,床头监护仪滴滴作响。
他已经三天没进食,全靠点滴维持。
但当听闻王家杰联合三叔召开家族会议、意图以“血缘继承”为由索回档案馆藏品时,他猛地坐起,一把扯掉输液针。
“拿录音笔。”他声音嘶哑,却如铁锤砸落。
族中长辈陆续赶来,屋内气氛凝重。
有人低声议论:“签到表本就是周家老辈留下的,怎能让外人掌管?”也有人犹豫:“可那是八十七个名字……不止我们一家的事。”
廖志宗闭目片刻,按下播放键。
电流轻响后,一道虚弱却清晰的声音传出:
“我是郑松荣……最后的话,只说一遍。签到表不属于周家,它是八十七个家庭共有的遗嘱。谁想把它当成私产,就是背叛所有死过的人……我死后,骨灰撒在码头七号仓,那里……是我们开始的地方。”
录音戛然而止。
满屋死寂。
廖志宗睁开眼,目光扫过众人,最终落在那个曾追随王家杰出言鼓噪的堂侄身上。
“自今日起,”他一字一顿,“解散所有‘守护’名义下的家族组织。签到表、口述录、练习本、童谣……全部移交公共机制。让它成为公器,哪怕被人毁,也不能再被我们锁着。”
有人惊呼,有人反对,但他不再多言,只将拐杖重重杵地,发出一声闷响,如同丧钟敲响。
散会后,郑其安进来探望。少年面容沉静,眼神却藏着波澜。
“您真的放得下?”他轻声问。
廖志宗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嘴角浮起一丝近乎释然的笑。
“真正的忠诚,不是守住秘密,是放手让历史自己走。”他低语,“就像种子,你不能总攥在手里——它得落地,才可能生根。”
与此同时,市委全会正在进行最后一轮表决。
刘建国站在发言席,面对数十双审视的眼睛。
他的提议简洁而锋利:设立“城市记忆日”,每年8月7日举行公共纪念活动,开放史料展览、举办口述讲坛、鸣钟默哀三分钟。
反对声浪汹涌。
“煽动情绪”“制造对立”“挑战维稳底线”——各种帽子接连抛出。
他不争辩,只平静回应一句:“一个不敢面对昨天的城市,不会有明天。”
投票僵持不下。
就在此时,会议室门被缓缓推开。
七叔拄着乌木杖走入,银发整齐,衣襟别着一枚褪色工牌。
他未言语,只将一封盖有十六枚红手印的信函放在主席台。
“都是退休的老同志,”他声音不高,“其中有三个,当年和李达成一起修过泵房。”
全场寂静。
决议通过。
会后,王家杰的人尾随刘建国,镜头紧紧咬住他的行踪,企图捕捉“勾结异见分子”的证据。
可拍下的画面却是——他走进殡仪馆,停在一具朴素灵柩前,默默鞠躬三次。
灵堂中央,摆放着一份手抄稿,纸页泛黄,字迹一笔不苟。
标题写着:《我替李达成说了最后一句》
署名:吴志明,锅炉工。
监控画面定格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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