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期的科普实践中，我，怀疑探索者，始终秉持科学精神与实证原则，不仅自己从未出现过原则性错误，身边交往的学术圈朋友也始终以严谨态度对待科学议题。
以我的朋友复旦大学施郁教授为例，他曾因公开质疑某“天才少女”姜萍的学术成果造假，遭到大量不明真相者的责骂。但事实最终证明，施教授的专业判断完全正确——所谓“姜萍神话”不过是一场精心包装的闹剧，其论文存在严重逻辑漏洞，实验数据无法复现，最终被学术共同体揭露。
在这一事件中，我朋友圈内所有参与讨论的理工科教授，从生物、化学到物理领域的学者，均基于专业知识第一时间指出其可疑之处。这种集体性的准确判断，源于扎实的学术训练与对科学规范的深刻理解。
为何能在诸多争议议题上保持理性与准确？
核心在于所处的学术圈层对科学方法论的坚守。
我的直接朋友圈涵盖6000多名科研工作者，其中至少拥有副教授以上职称者占绝大多数。令人瞩目的是，在转基因技术这一充满争议的议题上，这个群体呈现出100%的支持率，无一人持反对意见。这种高度一致性并非偶然，而是源于他们对转基因技术研发流程、安全评估体系的深度认知——从基因编辑的分子机制到全球商业化种植的长期监测数据，从实验室里的毒理实验到田间地头的生态影响研究，每一个结论都建立在数万次实验、数十年跟踪的基础之上。
“人以群分”的本质，是认知层次与价值取向的自然筛选。在学术圈层中，判断一个科学主张是否成立，唯一标准是证据的充分性与逻辑的严密性。以转基因安全性为例，这些科研工作者熟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20问》，了解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每年更新的全球种植报告，更清楚中国农业农村部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的评审流程——该委员会由60余位不同领域的顶尖科学家组成，每一份安全证书的颁发都需经过至少1200天的严格评审，涵盖分子特征、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等8个关键环节。当普通公众被网络谣言误导时，科研群体因其掌握完整的知识链条，能够直接穿透喧嚣，抵达事实本质。
反观那些深陷“反转”漩涡的群体，其信息来源往往是自媒体炮制的伪科学内容。例如，有人将1998年某学者关于“转基因土豆影响大鼠肠道”的被撤稿研究视为“铁证”，却不知该实验因样本量不足、对照设计缺陷，早在2002年就被英国皇家学会公开驳斥；有人传播“转基因作物导致印度农民自杀”的谣言，却对印度农业部数据（2002-2018年转基因棉花使农民自杀率下降50%）视而不见。当一个人长期接触的信息充满断章取义、情绪化表达与阴谋论思维，其认知必然被扭曲——这正是“与神棍、玄学鬼为伍者易出错”的根本原因。
科学史上，任何重大技术突破都会伴随争议，但最终被淘汰的永远是违背规律的谬误，而非经得起验证的真理。
正如19世纪初牛痘疫苗推广时曾被污蔑为“将动物基因植入人体”，20世纪初化肥使用被指责为“破坏土壤灵性”，如今这些争议早已被科学进步平息。转基因技术正经历类似的认知阵痛，但6000余名科研工作者的专业共识、超40年的全球安全食用史、每年数千万吨转基因作物的稳定产出，共同构成了不可动摇的事实基石。
选择与谁同行，决定了能看见怎样的世界。当一个人主动远离充斥着玄学、极左思维的信息茧房，转而倾听经过系统学术训练的专业声音，其对科学的认知将发生根本性转变。
这并非“精英主义”的傲慢，而是承认术业有专攻的理性态度——正如我们不会让巫师制定医疗政策，也不应让科盲主导技术决策。在转基因议题上，或许最该问的不是“该不该信”，而是“你选择从哪里获取信的依据”：是盲从自媒体编造的恐慌叙事，还是采信数千名科研工作者用毕生心血铸就的科学共识？
答案，早已藏在“人以群分”的朴素智慧里。
（作者：怀疑探索者，写于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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