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攻打大宋朝廷，这件事王伦以及梁山众将几乎都无异议，唯独有争议的是，卞祥认为再缓一缓，等到夏粮征收完毕之后再用兵。
这倒不是征东大将军府的粮草储存不足、或者兵甲准备不够，而是看天吃饭的时代，卞祥还是期望看一看夏粮的收成，至少不能出现仗打到一半、粮草不济的情况。
最近一年多，整个梁山军最忙碌的，就是水师。阮小二、阮小七、呼延庆负责京东路与河北路、燕山府之间的水路运输，李俊、张顺则负责与江南一带的海贸往来。
至于阮小五，则负责与高丽国的一切贸易往来。王定六在梁山泊，王绩、乔正、翟源则在徐州一带的湖泊，分别负责京东西路与朝廷接壤处屯驻诸军的后勤补给。
陶宗旺也从工程营指挥使升为工曹副主事，在大宋朝原有的基础上，修缮道路、营造驿站，王伦已经打算在六曹之外新设一曹，专管交通道路、水运等。
张叔夜都能够猜到梁山军要南下，朝廷许多有能力的官员自然也看得出来。五月初，就有一名兵部员外郎上奏，表示朝廷应当防备梁山从河北路突入。
但赵官家觉得，那贼首王伦刚刚连续纳了二妾，估计正春风得意时，怕什么？而且他最近又听从了李邦彦的提议，派官员从明州港口出发，前往辽东，打算与金国约定共同攻打梁山。
赵官家的要求也不高，他愿意割让燕山府，只求消灭梁山，与金国重新回到宣和二年之前宋辽两国的边界就足矣。
高丽国与梁山贸易的同时，与大宋的贸易也并未断绝，故而赵官家派了官员，混在高丽使者的船队上，打算从高丽国西去金国。
这件事他做得相当保密，因为此前“联金灭辽”被搞得天下皆知，还被辽国派了使者前来逼问，所以这一次赵官家只与李邦彦商议，一切事务都由这位“浪子宰相”去办。
但赵官家在深宫待得太久了，多年的养尊处优、耽湎享乐，让他毫无任何政治嗅觉。
就在大宋朝廷发起北伐的那一年，高丽睿宗病死， 权臣李资谦扶持自己的外孙王楷为新的高丽王，并开始专权。
王楷本名王构，而赵官家的第九个儿子名叫赵构，王楷被立为王太子时，高丽的宗主国辽国被金国打得只有一个南京道，于是高丽面对另外一个宗主国大宋的压力，王楷便被改了名字。
已经十六岁想要亲政的王楷，发现自己面临的是李资谦这一座大山，便开始暗中笼络西京平壤大都护府的两班文武官员，想要对付李资谦。
故而高丽国内，开京两班与西京两班官员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争斗，表现在外，就是李资谦的势力负责与大宋朝的继续贸易，因为李资谦多少也起了野心，想要效仿隋文帝，让自己的仁州李氏取代王氏称王。
所以李资谦希望将来能够获得大宋朝的承认，而王伦的征东大将军府则被他视为乱臣贼子，与梁山的贸易往来，就被王楷的势力所把持。
李资谦派来的高丽使者，掩护着李邦彦派出的大宋使者上了海船，但李资谦在国内毕竟还不能一手遮天，他派出的使者队伍里，就有一个叫金阜的高丽官员，出身庆州金氏。
金阜有个远房堂兄金安，是西京两班的御史。
这一层关系就足够金阜将消息卖给梁山了。
于是高丽使者船队返回时，半路在梁山新建成的日照港停歇补给，金阜就主动求见张顺，通报了这一消息。
张顺立刻领“太湖四杰”之一的倪云，领兵、领船队包围了高丽商船，强行搜查，便将李邦彦派为使者的户部侍郎黄潜善等人搜了出来。
高丽商船被扣留，使者被羁押，黄潜善也被紧急送往了冀州。
得知赵官家居然还要“联金灭梁”，甚至还要拉拢高丽，苏携悲愤万分，堂堂大宋一而再、再而三地干出这种耻辱的事情，他第一次为此前坚守臣子之道感到不值。
王伦并没有对苏携明说何时南下的事情，但河北两路需要各项物资的转运，需要一个德高望重有能力的人坐镇，苏携是最合适的人选，毕竟他总不可能将许贯忠调回来吧。
故而苏携也猜出来梁山军总归是要南下的，这些日子王伦一直在调兵遣将、调运粮草，他这个冀州信都府知府如何看不出来？
对于赵官家又做出这样的事情，王伦情绪很稳定，既然赵官家比他还急切，那么南下的事就要提前了。
征东大将军府、大都督府的文武官员联席会议召开，这一次卞祥也不反对了，他娘的金国在西京道的大军时不时故意靠近与燕山府交界的州县，遇到梁山巡逻队时，就谎称认错了路，不断试探梁山的态度，南下侵犯中原的野心早就暴露无遗了。
梁山军说白了就是替大宋朝廷抵挡金兵南下，本来是中原王朝内部的事情，赵官家偏要一意孤行，引入蛮夷为盟友，这跟西晋八王之乱时引胡人入华夏有什么区别？
公孙胜则代表参谋司做了汇报，梁山军的参谋司机构很庞大，有一群“参军”的军职人员，主要负责各种战术的推演制定、同时梁山军每一个“都”都有兼职为参军的基层军官，负责命令传达、往来文书、协调各项事务等。
王伦虽然制定了大致的进攻方向，但是在进攻过程中，大军在何处设补给点、何处设医护救治点、行营驻扎的大概区域等，都需要参谋司进行细化。
诸事讨论完毕，再无任何异议，王伦下达了最终的命令：“一个月后，攻打东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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