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柳宗耀，杭州人。
宗耀，宗耀。
在取名字的时候，家人就已经想好了，他们希望我光宗耀祖。
可惜我从出生起就会让他们失望，毕竟我病了。
这是一种很棘手的先天性疾病。
小的时候我便展现出了和其他男孩子完全不同的一面，我喜欢和女生一起玩，喜欢化妆品，喜欢留长发，喜欢漂亮的裙子和洋娃娃。
上幼儿园的第一天，老师们就和每个小朋友说过——小男生要进蓝色的厕所，小女生要进粉色的厕所。
于是我走进了粉色的厕所。
虽然小朋友们没有发现什么不妥，老师还是一脸笑容地把我拉了出来，并且告诉我：小男生进蓝色厕所，小女生进粉色厕所。
我不知道她具体是什么意思，只是感觉自己做错了，于是转身走进了蓝色厕所。
可从那往后，每当我想起老师的话，都会不由自主地走进粉色厕所。
老师也从一次一次地开导，最后成为不耐烦的训斥。
确切来说，连我自己也认为我应该是个女孩。
可为什么我会是个男孩呢？
看来我真的病了，我的病和所有人都不一样，它不仅会影响到我，还会影响到我的家人。
老师在无数次开导之后，只能无奈喊来了家长，在初步否认了我是智力缺陷之后，父母把我带到了医院。
那是我第一次在父母的眼中看到悲哀的表情。
每个人开始记事之后，第一次对于医院的记忆是什么？
是去打针，打点滴，还是治疗感冒发烧？
我和所有人都不同，我记得我挂了一个特殊科室，开始了长期治疗精神疾病的日子。
家人认为我的精神出了问题，如果能及早进行矫正，或许还会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而那些年的医疗条件并不发达，大夫给我的诊断也很敷衍，他们没有做过任何检查，只是问了我几个问题。
他们认为我过多接触女生导致了认知失衡，建议我不跟任何女生来往，丢掉家里所有的女孩玩具，并且在我的手腕上绑了一条很紧的皮筋。
医生告诉我，每当我认为自己是女生时，就拉起皮筋，狠狠地弹向自己的手腕，每次弹二十下。
久而久之，每当我认为我是女生时，我就会反射出被皮筋抽打的疼痛，自然就不会去想了。
所以这样，就能治好自己的病了吗？
从那之后，我只记得我站在厕所门口在不断地拉动皮筋然后松手，任由皮筋一次一次地抽打在手腕上，直到我整个手腕通红。
可我病得太重了，无论我抽打多少次手腕，我依然认为我是个女孩。
原先想到「我是个女孩」时我只是会觉得遗憾，而在绑了几年皮筋之后，每当我想到自己是个女孩时，心中除了遗憾，还加上了抹不去的刺痛。
小学开学那一天，父母跑到学校里，当面和老师说明了我的情况，并且再三叮嘱老师干预我的社交，禁止我和任何女生交朋友，只能和男生一起玩。
没多久之后，「我是精神病人」的消息在学校里悄然而走，我不仅没有加入到男生的圈子，连女生也不和我一起玩了。
男生有男生的阵营，女生有女生的阵营，而我是夹在中间的那个人。
我每天只能坐在教室中，站在厕所门口，不断拉扯着手腕上的皮筋。
每一次感到疼痛的时候我都在想——我到底是谁？
我该走向左边还是右边？
同学的眼神、老师的眼神、家长的眼神似乎都不像是在看一个病人，反而像是在看一个从未见过的怪物。
所以我不是病人，而是一个怪物吗？
他们害怕跟我讲话，也害怕我做出的任何动作。
就算是我静静地坐在座位上吃饭，也会有人盯着我拿筷子的手势嘲笑不止。
有没有这么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不接受治疗，反而是把我当成一个最普通的女孩来看待？
我可以不要漂亮衣服，不要洋娃娃，不要化妆品和指甲油，但也不要把我当做怪物。
可我期待的事情永远都不会发生。
我作为一个患了精神病的怪物，在无数人异样的目光之中茁壮成长，那些刺进我身上的目光从来没有拔下来过，它们把我伪装成了一个无人能够接近的刺猬。
为了能够让自己看起来尽量的正常，我时长会把自己装作一个男生，父母也曾一度认为我的病已经治好了。
可人类的恶意是难以揣测的。
每当我来到一个新的学校，都可以假装正常的和一些人交上朋友，可无论是初中还是高中，很快就会有人发现我的与众不同。
接着他们会编出各种难听的谎话来攻击我。
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把目光放在我的身上呢？为什么你们不可以装作我不存在？
只要对我没有恶意，就是对我最大的善意。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已经不在做我「想做」的事了，而是在做我「应该」做的事，这样都还不能满足你们吗？
这世上会有一个地方……让我尽情做我想要做的事吗？
每次我站在厕所门口，拉扯着我手上的橡皮筋，感觉我的人生似乎从很小的时候就被它束缚住了。
如果一定要被束缚，是否可以再直接一点……用这条剪不断的绳子锁住我的喉咙？
若是站在厕所的门口始终都决定不了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何不试试向上走？
突破这座城市，突破压在我身上的世俗之塔，然后我轰轰烈烈地死去，再也不必做「正确」的事。
结束学生时代后，我的人生相对顺遂了一些。
杭州作为一个越来越开放的城市，对我的容忍度似乎也提高了。
我在大学当导员，这里的学生相对素质也比一般人高一些，他们不会因为我的举止奇怪而嘲笑我，给了我足够的容忍。
可是这世界上所有的「容忍」终究是有上限的。
尤其是，当我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
“姆妈。”我在家里帮妈妈摘菜，不动声色地问道，“你最近……新闻有看伐啦？”
“啥个新闻啊？”
“就是讲……”这句话到嘴边卡住，不知道该怎么出口。
“讲呀。”
“就是讲……有两个男伢儿结婚嘞。”我盯着手里的菜，努力挤出一丝笑容，“现在时代发展快，真的啥西都有得哦？”
“哎。”妈妈将菜放到篮子里，又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可不是嘛？你别看姆妈年纪大，思想还是蛮开明的，同性结婚也不是坏事体，人家欢喜，随他们去好了呀。”
我的手稍微顿了顿，感觉自己格外紧张。
我好像在二十多年的人生当中第一次抓到了什么看不到的东西。
深呼吸了几次，我才漫不经心地开口问道：“姆妈……假使……假使讲……我欢喜上了一个男伢儿……”
妈妈听完后一顿，赶忙走到我身前，伸手捏着我的脸让我看向她：“宗耀……你在讲啥西？你的毛病不是好掉了吗？”
“我……”
“怎么了……最近又不好了呀？”
盯着她的目光半天，我把所有要说的话都咽了下去，随后露出了笑容：
“姆妈……我和你开玩笑的呀。”
我知道，那个看不到的东西我始终都没有抓到。
世俗的观念始终是一座看不见的高塔，我冲不破也挣不脱。
父母永远是开明的，但开明的对象不能是自己的孩子。
所以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会有什么好下场吗？
不会的。
杭州自古以来就有传说记载，曾经有个人在这座城爱上了不该爱的人，被镇压在了高塔之下。
她是一条白蛇。
和我一样，也是个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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