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为陈国臣，死为陈朝鬼。
当年在建康城外，白土之冈，和贺若弼苦战不退的鲁广达，可谓是陈国武将之中唯一的赤胆忠心。
鲁广达和陈后主一同北上进入长安，但他悲伤故国的倾覆，看到陈国君臣尽数在隋朝锦衣玉食，心中忧愤，难免外露愤愤不平不色。
郁郁成疾，再无生志。
当他偶染小疾之时，再不愿意就医吃药，主动寻死。
鲁广达求仁得仁，他以自己的死，纪念那永远逝去的故国。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他们，今生再也吹不到江南的微风，也晒不到江南的艳阳了。
原陈国的尚书令江总，虽然不能像鲁广达一般舍身取义，但他却写了一首直抒心意，非常大胆的诗去纪念鲁广达。
“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
这其实也是一首故国山河，空自遗恨的愤懑之作。
幸运的是，当时杨坚已经一统天下，局势大定，并未就此诗大做文章。
否则，一场腥风血雨，无法避免。
江总虽然侥幸逃脱惩罚。
但是因为写诗而丢掉自己前途和性命的，在杨坚一朝，真有其人。
那就是原北周的千金公主，突厥的可贺敦，后来杨坚让她改姓杨氏，让她做了隋朝的大义公主。
她就是因为一首诗而误事，并且送掉了自己的性命。
杨坚虽然宽待陈国君臣，但杨坚是个优秀的政治家，他绝对不会用感情凌驾于理性之上。
必要的防范，绝对不可缺少。
为了避免陈朝君臣，集中于京城作乱，杨坚依照惯例，将陈国的皇族投放到偏远的四方之地。
但杨坚却并没有对他们赶尽杀绝，反而每年赏赐不少财物，让其衣食无忧。
陈氏虽然失国，却非常侥幸地保存了屈辱型的富贵。
原陈国长沙王陈叔坚，亡国之后入隋，被流放到瓜州，但叔坚生于皇室，根本不知稼穑，却和妻子日日沉醉于酒中，不知归路。
但却保持了一辈子的衣食无忧。
从中可以看出杨坚对于陈国的宗室，其支持和善后的安抚，是落在了实处，也体现了真正的上国仁义之风。
杨坚这种宽宏大量，来自于其绝对的，对皇权掌控的自信，这比之于在政治上，先贬再杀的老套路，要仁慈和自信得多。
陈国君臣，虽然并没有给杨坚添乱，但杨坚很快就要忧心朝廷之中，隐隐的内乱了。
这起源于修乐，引发了杨坚一朝第一次朋党之祸。
历代王朝，功成修乐，是传统也是自然之理。
杨坚重开天地，又完成了近三百年来南北分裂之后的大一统，他比别的君王有更加足够和绝对的理由，去重修雅乐。
但修乐却变成了一件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
因为，到底哪种音乐才是正宗，正统的音乐，已经失去了判断的标准。
谁也说不清了，也辩不明了，正统音乐，确实已经失去了统一的标准。
因为，北方中原地区，在五胡乱华之后，汉族惨遭灭绝式屠戮，能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屈指可数。
加上北朝各个王朝忙于征战，一心想着以武力，征伐吞并对方，作为阳春白雪的音乐，似乎和时代格格不入，已成为多余。
晋室衣冠南渡，南北区隔，这大雅之乐，已逐渐乱了套。
一是乐器散亡，二是乐人离散。
日积月累，音乐正声凋零。
对于何为正声，历来就有许多的流派，形成了许多的权威，互相不服，互相攻讦辩难。
这本来只是技术或艺术上的争论，掀不起多大的浪花，
但事情非常不巧，主持隋朝修乐，分成了二大阵营。
他们重要的代表人物，都是朝中重臣，谁都有理，谁也不服谁。
于是，修乐的分歧，就延展到了朝堂之上的派别之争。
一方是苏威的儿子苏夔，另一派是当世宿儒何妥，双方各执其理。
但何妥利用自己大儒的身份，先引诱杨坚试听自己选定的音乐，并且对杨坚灌输其理念，“黄钟象人君之德。”
意思是黄钟之调才是帝王之乐，才是帝王之正声。
于是，当乐曲演奏到黄钟之调时，杨坚为避免成为外行，也需要摇头晃脑，下了定论。
“滔滔和雅，甚与我心会。”
于是，何妥先下一城，让杨坚止用黄钟一宫，不假余律。
这当然是违背音乐自然发展之道的。
于是，在杨坚平江南之后，在建康获得了宋，齐二朝旧的乐器，还有演奏这些乐器的江左乐工。
杨坚当然想听听号称衣冠正朔的华夏之声。
于是，他命令在隋朝的朝堂之上，演奏陈国宫廷之乐。
华夏之音，果然不同凡响。
杨坚听完乐曲，便心悦诚服地叹赏道，“此华夏正声也。”
乐声，乐器，乐人，三乐毕集，重新修定音律是势所必然。
于是，就引发了着名的修乐朋党案。
事情简单明了。
何妥和苏夔对于乐声，各执一词，无法参决判定其高下。
杨坚本人更加不懂，于是，他想了一个简单的方法：投票。
他让满朝文武，实名制投票，看到底谁得到的票数更多。
这是一种民主制，本来没什么问题，但苏夔却有个有权有势的老子，叫苏威。
苏威是根正苗红的官十代，其父苏绰是北周政治的奠基人，而苏威本人在隋朝也是集万千宠爱在一身。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满朝文武十有八九，都看在苏威的面子上，投票支持苏夔。
何妥平时在朝堂之上，和苏威却有很多不同意见，甚至达到水火不相融的地步。
于是，结果不出意外，苏夔完胜。
看到这个投票结果，何妥不服。
他认为这次的投票失败，并不是自己对于音乐的主张错误，他认为这是朝臣趋炎附势，站队巴结苏威的结果。
作为当世宿儒，何妥的自尊心受到很大的打击，他愤愤不平地说：“吾席间函丈四十余年，反为昨暮儿之所屈焉！”
愤怒的何妥上了一封非常重要的奏章，他检举揭发了苏威在朝中结党营私。
这是政治斗争中惯用的手法，有效且有用。
这个罪名直击杨坚的软肋。
他坐稳天下之后，最大的心病，就是天天防备朝臣拉帮结伙，怕他们像自己一般，篡夺政权。
同时，何妥的奏章上的时间非常微妙。
杨坚本人需要这道奏章，或者说他需要借用奏章来做文章。
因为，这个时候，在隋朝的政界，有一颗巨星已经冉冉升起，再也无法压抑他的光芒。
他就是杨素。
作为弘农杨氏的代表，关陇勋贵的中坚，在隋朝建立伊始，杨素就成为其集团利益的代言人之一。
但当年杨坚为稳定政权，推行新政，需要绝对支持以高颎为首的新一代领导核心。
于是，杨素稍被压抑，只能屈居于稍次的第二级别。
但正如杨素对周武帝说过：“臣但恐富贵来逼臣，臣无心富贵。”
这虽然只是一时豪壮之言，现在却已变成现实。
杨素在再平江南之后，已处于功高不赏，无法再默然立世，锥处囊中了。
时代他需要进入隋朝的最高权力中心。
但有进必有出，杨素要上位，就需要有人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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