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连珠，是我新兵连战友，我俩都是沂蒙革命老区平邑县人。一九七六年二月我俩同时应征入伍，来到临沂军分区独立营服役。在新兵连训练时，我俩被分到一个班。
照片为新兵连合影，左为刘连珠，右为本人
到了部队才知道，他的亲嫂子，是我高中时的同班同桌同学。也可能有了这层关系，我俩关系特别亲密。
新兵连训练是艰苦的，加之刚从农村跨进军营，紧张的部队生活很难适应。紧张、忧虑、想家等想法，一股脑全冒了出来，因为我俩关系比较密切，就成为了互相倾诉心扉的对象。
新兵连训练结束，我被分到独立营二连，他被分到独立营三连。到了连队我俩表现都很好，他当了连队通信员，我当了连队文书。
那时的三连驻地在临沂市郊的三里庄，二连驻地在罗庄，虽然相距十五六公里，有时想念了，趁我到营部取送文件的机会，路过三连营房门口时，总会去看上一眼。
后来发生在我俩身上的事，谁都没想到。当兵两年后，我俩双方被列为预提干部对象。他从通信员，干到副班长和给养员，我从文书位置上去代理了司务长。
我代理司务长期间，正好省军区在济南举办一期司务长培训班，营里派我去参加。当培训班结束，正当我满怀信心履新时，还没到连队，就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
我从济南回到临沂，路过营部向营首长汇报学习成果时，这时王教导员一脸严肃的告诉我，提干报告报到军分区，政治部首长下连考察预提干部对象时，我被刷下来了，原因是群众基础有点差。
这时，王教导员缓了一下语气，鼓励我回到连队不要背上思想包袱，好好工作以后还是有机会的。
回到连队没几天，上级任命刘连珠为二连司务长。我和刘连珠战友迅速办理了司务长交接手续，此事虽然有点尴尬，但我还是为刘连珠战友感到高兴。我提干失败，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自交接完工作，我感觉好像是连队的一座“瘟神”。说瘟神并不是说我坏，关键是工作没地方安排呀。文书是班长职务，连队十个班，班长都是满编制。
指导员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时，看上去感觉很为难。并说：“实在没地方安排，不行就再回连部继续当文书吧，反正现在文书也是代理的”。
我一听那怎么能行，人家都代理文书几个月了，不能因为我耽误了人家的前程。想来想去，我最后想到一份好“差使”。
我和指导员讲：“实在没地方安排，就安排我去喂猪吧”？指导员一听，犹豫了片刻说也行，当个饲养员也好磨磨你的“棱角”，说不定以后还会有机会进步的。于是我成了保留班长职务的一名“猪倌”，刘连珠司务长就成了我的顶头上司。
这事被刘连珠司务长知道后，他不断的在埋怨我，嫌我乱作决定，还说实在没地方去，到炊事班协助一下炊事班长工作也行吗，总比天天挑着个猪食桶喂猪强。我说这事你就不要管了，既然决定了就怎么着吧。
那天我去找他领工作服，他还特意多发一套给我，并讲：“知道你平时爱干净，多给你一套，好换洗着穿”。连珠战友一上任，就得到他关照，我心里还是美滋滋。
人生不知一生能遇到多少次转机，这“猪倌”干了不到两个月，中越边境突然燃起战火，连队分到七个老兵参战名额，条件是两年以上军龄，班长职务，自愿报名参加，我最符合条件。
于是我就写了请战血书，要求去前线作战。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谁都知道去前线作战意味着什么？但对一名军人来讲，报效祖国的机会来了，我当义无反顾。
当时可能有战友认为我在赌气。我想再傻的人，也不可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当然，我也想叫战友们看看，我并不是狗熊，宁愿为国捐躯，死在战场上，虽死犹荣。
参战人员明天就要开拔了，吃过晚饭，刘连珠司务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来，我俩促膝长谈到深夜，最后他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了一条大前门香烟递给我。我说：“你日子不过了，买这么好的烟送给我”。
他说：“拿着吧，这一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明白他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活着时，送给我一条好烟抽抽，总比死了给我烧纸钱强。这时我俩再也控制不住感情，都抹起泪来。
战争是残酷的，和我一同开往前线的战友，有的再也没有回来，我回来了，不但立了功，还提了干。那年我到北京军校读书，特意回了一趟老连队看望刘连珠司务长，他已升职为连队副指导员。算起来，我俩有七八年没见面了。
听说我来，还特意从家里找出在新兵连时我俩的一张照片，恐怕我们感情淡了似的。拿着照片让我看了又看。是呀，我们从新兵连第一天开始讲起，讲啊讲啊，讲到现在我们各自在部队的工作学习情况。
连珠战友，为人正直，作风正派，工作踏实，阳光心态，本来在部队还是能多干几年的，后来老部队移交武警部队，他请求转业到地方工作。
论年龄，我俩一般大，现早已退休，几十年来，我们天各一方，始终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时间长了不见面，有时他到青岛来看看我，我到北京看看他。他退休后定居北京，在北京养老幸福着呢。在此，我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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