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乡长，听说您找我好几次了，有什么重要事非得当面谈”？
沈雪梅端端正正坐在乡长办公室。
“是......是这么一件事......”
“咳咳......”
刘乡长清了清嗓，搓着两只手不知道怎么开口。
“是哪件事？您尽管说”！
刘乡长的反常表现让沈雪梅觉得莫名其妙，她合理合法地做生意，不偷不抢，也没招惹谁，能有啥事？
“是竹器厂和租金的事”。
刘乡长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话说出口：“你的租赁合同不是快到期了吗？徐书记嫌去年的租金收少了，今年要往上涨”。
“哦，是这样啊，涨就涨呗！多大一点事呀，看把您难为的”。
沈雪梅知道合同快到期了，涨租金的事她已经想到了，占着竹器厂这块风水宝地，她赚得钵满盆满，涨点租金是应该的。
“可是，租金涨幅不小啊”！
“徐书记说再签合同的话，租金就要从一年4000涨到一年2万，我找你来，就是想提前告诉你，让你有点心理准备”。
刘乡长低着头摆弄手里的钢笔，没好意思抬头看沈雪梅。
徐文昌为了把竹器厂收回来，达成老婆的心愿，让沈雪梅的生意做不下去，可谓费尽心机，他研究了好几天，最后把孙子兵法都用上了。
他听说沈雪梅性子硬，是个有脾气的人，知道和这样的人交锋不能正面“硬攻”，所以使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手段。
为了让沈雪梅知难而退，徐书记把租金提高了5倍：
“刘乡长，那个沈雪梅如果想继续租用竹器厂的话，租金要提高到2万元，一年4000元太少了，说不过去”！
啥？
一年2万元的租金，这是抢钱还是杀人？
刘乡长当时惊得眼珠子差点脱框，他真想找把锤子敲开徐书记的脑壳，看看里面到底进了多少水？
1986年，像徐文昌和刘乡长这样的科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才80元，2万元他们20年不吃不喝也攒不够。
“一年2万元的租金，这涨的也太多了吧”？刘乡长脑袋摇得像拨浪鼓。
他觉得徐书记的做法太脱离实际了，租金上涨是应该的，但要在合理范围内，这样狮子大张口，他怎么和沈雪梅解释？
“哎，我说刘乡长，你和沈雪梅是啥关系？怎么处处维护她”？
“2万元租金还算多吗？你告诉她，租金少了一分都不行，她能租得起就租，租不起就搬走，别占着茅坑不拉屎”。
官大一级压死人，刘乡长被徐书记数落地老脸涨紫，无言以对，谁让人家是一把手呢！
他总不能以下犯上吧？
为了把租金涨了5倍的事提前告诉沈雪梅，刘乡长做了若干心理建设，他在沈雪梅面前开这个口真是太难了！
租金一年2万？
沈雪梅听完刘乡长的话“哈哈”大笑：“徐书记想抢钱也不能这么个抢法呀”！
虽然是1986年了，但2万元对绝大部分人来说，仍然不是个小数目，再过个一两年，商品房出现时，2万元在城里可以买套楼房。
沈老板觉得，徐书记在马超英的摆弄下简直是昏了头，脑袋被驴踢了也没这样的。
他这不是在利用手中的权力一手遮天，鱼肉百姓吗？！
沈雪梅不是拿不出2万元，2万元现在对她来说不算啥，但她不想让徐文昌当成案板上的肉，可以任意摆弄。
“刘乡长，一年2万元的租金不是个小数目，我得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
“谢谢您提前告诉我这件事，合同还有20多天才到期呢，我们商量好了，会及时告诉您”。
沈老板知道租金的事跟刘乡长无关，乡长受制于党委书记，这是人尽皆知的事。
往回走的路上，沈雪梅想明白了一件事，她要在长治乡站稳脚跟，就得把马超英和徐文昌这两坨臭狗屎一并收拾了。
不然，嘉美竹编厂不可能在这里长久发展下去。
徐文昌把租金提高到2万元的天价，肯定是领了马凤英的旨意，想收回竹器厂，把自己赶出长治乡。
如果她这次忍气吞声地把租金交了，马超英就会认为她好拿捏，以后还会想出更多骚主意来对付她。
沈雪梅有很多事要做，她不可能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和马超英撕逼上，也不想和徐文昌这个乡党委书记明枪暗箭的对垒。
只要徐文昌坐在乡党委书记这个位置上，她就没有清闲日子过，马超英会时常搬出丈夫来给她下个绊子，或者制造点麻烦。
不把这夫妻俩一并拿下，她怎能安安稳稳，一心一意地赚钱搞事业？
沈老板打定了主意，既然徐文昌为了迎合老婆，不顾死活地硬要往作死的路上奔，那她就在背后推一把，让他快些到达终点。
“二哥，我前几天让你打听徐文昌和他前妻的事，你打听的怎么样了”？
一回到厂里，沈雪梅就开始行动。
“雪梅，我都打听明白了，徐文昌的老婆刘春花不是犯癫痫病死的，她是发现徐文昌在外面搞婚外情，一气之下上吊自杀的”。
李二哥为了调查徐文昌，费了不少心思。
他先去刘家洼村找到自己的亲戚，然后又让亲戚带着他，去找了村里替人料理丧事的马大婶。
马大婶收了李二哥的烟酒后，把徐文昌的事抖搂了个底朝天：
“那刘春花是个老实人，她早就知道丈夫在外面胡搞”。
“有一天晚上，她还在徐文昌的宿舍里抓了他搞女人的现行”。
“不过，为了家庭和孩子，刘春花没对外声张，她以为自己的忍让会感动丈夫，谁知道，那徐文昌根本不在乎，他不仅狗改不了吃屎，还跟老婆提出离婚”。
马大婶说起徐文昌的八卦来，滔滔不绝，唾沫横飞：
“外面的人都以为刘春花是犯癫痫病死的，我呸！那是老徐家的人怕刘春花的哥嫂找事，编出来的瞎话”。
“我也不是啥好人，怕得罪徐文昌那货，明知道刘春花是上吊死的，也跟着在外面放风，说她是犯了癫痫病脑子缺氧死的”。
刘春花吊死后，老徐家的人怕传出去影响不好，便让马大婶想办法掩盖她的死因。
马大婶一开始也没咒念，吊死的人别的不说，脖子上那条勒痕谁也给她抹不去。
后来，被老徐家的人逼急了，马大婶才想出一个办法——
把枕头垫高，让刘春花的头和胸膛紧靠在一起，只要没人动她的头，就看不出她是上吊死的。
刘春花的哥嫂接到妹妹去世的消息，从城里回来吊丧时，没看出啥异样，她们以为妹妹真是犯癫痫病死的，人死如灯灭，他们也说不出别的来。
欲盖弥彰，徐文昌虽然想尽办法掩盖老婆上吊自杀的真相，但他没想到刘春花临死前会留下一张纸条。
在这张纸条上，刘春花写了她怎样撞见徐文昌在宿舍和别的女人搞婚外情，还写了徐文昌为了逼她离婚，如何冷落打击她，甚至还对她拳脚相向。
这张纸条是马大婶子发现的。
老徐家的人对刘春花上吊自杀手忙脚乱时，她把纸条偷偷揣进了衣兜里。
马婶子对配合徐文昌隐瞒刘春花的死因一直很自责，李二哥找到她时，她一边骂自己不是好人，一边把纸条给了李二哥：
“这张纸条揣我在身上，我一直觉得不是个事，可又不知道该交给谁”。
“交给徐乐吧，他还是个孩子，想交给刘春花的哥哥，又不知道他住哪儿，交给你，我就没心事了，晚上就能睡着觉了”！
马婶子虽然是个女人，但她心里有杆秤，也懂得是非曲直。
刘春花被丈夫搞女人气死了，她巴不得能有人替她出头讨公道。
“你要是有啥事需要我出面，就再来找我，我愿意帮忙”。
常年替别人料理丧事，马大婶不怕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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